当时，中国和日本为了山东问题发生交涉事件，引起舆论界的评论。陈布雷就这一事件，撰写了许多社论，与持不同观点的《中华新报》反复辩论。这引起了著名报人、《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的注意。张季鸾称赞说，《商报》社论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辗转探询，始知著论者为陈、潘二人”。

这里的“陈”，自然是指陈布雷。

张季鸾和陈布雷“不打不相识”，反而成了倾心相交的好朋友。

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发生著名的“五卅”运动。陈布雷身处上海，自然高度关注。为了更准确地撰写评论文章，陈布雷亲自到现场去探访消息，又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换意见，撰写了一批重量级别评论，“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

随着陈布雷在报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们将他与京津地区的著名报纸主笔颜旨微并称为“南陈北颜”。

1926年，陈布雷告别了新闻界，加入政界，成为了一名“笔杆子”，官职越来越高。但是，陈布雷人在政界，心在报界。

多年以后，陈布雷二任夫人王允默回忆说：“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抗日战争初期，陈布雷起草撰写了那篇著名的抗日演讲稿：“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这篇演讲稿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

虽然陈布雷身上有着“笔杆子”“御用文人”的标签，但他是一个“另类”，保持着正直清廉、秉公无私的风骨。他厌恶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愿意让子女从政。如此看来，陈布雷不失为泥石流中的一股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