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在“一带一路”项目中采纳更高的标准以及已被亚投行接受的诸多国际规则：透明、反腐败、公开的采购、环保的施工并考虑项目所在国的负债可持续性。我注意到，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原则靠拢。美国、其他国家以及各大商业集团都应对此给予关注，以确保好的意愿最终能结出好的果实。

最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显然已经不再符合邓小平当年制定的“韬光养晦”（hide your strength, bide your time）原则。中国渴望在西太平洋地区乃至更加遥远的海域获得军事优势。中国的这一目标虽然令人有些不安，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应该对中国的这一目标给予战略性的、准备充分的（well-resourced）、持续的回应。美国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并对我们自身的军事能力进行投资。此外，美国还需要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在重要水域的航行自由以及对盟友给予保护等都在这一利益的范围之内。与过去几十年那个美国能够在全球各地以支配性力量采取行动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后应该对手段与目的进行更加仔细的思考。

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曾在20世纪初就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过一些论述，他认为美国需要与该地区的大国展开竞争、对其施加影响控制或与他国联手对其进行制衡，21世纪的美国政府也应该能够从马汉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论述中获益。此外，马汉还希望加强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他曾写道：“关税就像一种现代的铁甲舰，它有很厚的装甲，动力和火力却很弱；关税这种东西防守力有余，攻击力却不足”。我们为什么要采取“铁甲舰”一般的贸易政策呢？

如果我们希望制定成熟自律的外交政策，对军事行动、军事能力进行仔细的思考和计算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在冷战末期美国军事实力最鼎盛的时代，老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也曾通过动员盟友、建立联盟、与伙伴国家进行协商传递出了一个自律的大国形象。其实，这样做反而更加有效，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真地去测试美国的意志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