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有一些人，他们也希望解决上述问题以推动改革、支持国内创新、改善竞争环境并继续拥有进入美国市场以及其他国际市场的通道。例如，中国之所以开放资产管理行业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更具深度和流动性的储蓄和金融市场。一个正在老龄化的中国社会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养老金制度。

当然，中国的应对之策绝不应停留在纸面上。例如，不再对合资企业施加条件限制将减少强制性技术转让现象的出现。如果能够与其他国家联手，美国的胜算将大大增加。美国应与各国一道指责中国的利己行为并以惩罚或报复为手段对中国进行有针对性的、而非混乱的威胁。

第二，许多美国人都在提出疑问，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竞争是否能够相容呢？中国已决定让国有企业扮演主导性角色（即便这样做将削弱其经济潜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在其最近出版的《国有经济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的终结？》（

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一书中指出，中国国有企业中有四成处于亏损状态。即便如此，中国国有资产的增速仍然4倍于民营企业资产的增速，然而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却并不理想。此外，一些民营企业也在抱怨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些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受到干预。

美国至少有两个办法可以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的约束。TPP以及《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在市场竞争领域对国有企业提出了强制性要求：它们必须像那些以赢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一样去参与市场竞争。此外，查德·鲍恩也曾指出，美国可以与其他国家联手在WTO内部制定更加严格的补贴规则，使补贴行为与贸易惩罚措施挂钩。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其他国家可能借机把矛头指向美国自身的大数额直接补贴行为（例如对农场主的补贴），指向美国政府通过划拨科研资金、给予订单等方式对一些产业的间接补贴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