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所有针对我的、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都因这本日记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以尽可能的耐心，再次进行说明。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

武汉于元月23日封城。

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找我约稿。下面是我与程永新的对话记录：

程永新：方方老师，全国都关注武汉的疫情，封城之后武汉人的生活状态，我们想组织几个作家，写个“封城记”，就写写日常生活，面对疫情灾难的态度，不知方方老师有兴趣吗？

方方

我：我不能确定。我先记录着再说。

程永新：好好，过段日子再来扰叨。其实面对疫情的人生况味是有意味的。

我：是呀，今天还在说，有这样的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人心惶惶。

当时的武汉，虽不像封城前后几天那样恐慌，但还是有不少坏消息流传。这天是大年初一，我女儿在她自己的住所隔离，她的父亲在上海住院，疑似感染。我们分开，各自过年，我几乎没有心情写作。所以，当时我并没给程永新一个确定答复。但也觉得应该记录一下。封城，毕竟史无前例，而我人在城中，本应记录。

就这样，我上了微博，写下了第一篇。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微博能不能用，特意问了一声，能不能看见。在这一篇里，我明确地写了程永新约稿《封城记》一事。

因为不是写日记，也不是写文章，只是想将疫中所见所闻记录一下，所以我写得很随便，并且也没有打算天天记录。初二就没有记，初三则记了两篇。因为心里想着只是记录，以后再写文章，所以写得很随意，也没有好好检查，经常出现错漏字。我自己还小小地自责了自己，也有读者教我怎样在微博上修改错漏字。

为什么后来被叫作日记呢？印象中是在我写到十来篇时，某个热心的读者将我所有零散的记录汇集一起，取名为《方方日记》，又或是叫《封城日记》。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两个名字中的一个。而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算是一日一记，于是就接受了“日记”这个说法。

重点是：

1、它是《收获》杂志约稿，而不是所谓美国出版社“约稿”；

2、它最初不是日记，而是为写《封城记》所作的记录。所以，它没有像日记一样“放在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