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决议以及胡乔木1951年根据这些决议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党的一切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陈独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遵照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有些是似是而非。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作用】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如何处理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影响，这本书以及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主席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胡华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时，胡乔木和胡华也要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说明是“错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