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唐宝林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由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唐宝林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又瓦解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空想。所以，陈独秀在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27年3月与吴稚晖辩论时，他还说中国只要20年就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这四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分别由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有关单位严格管理。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这些单位失控，资料管理混乱。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独秀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思想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