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就是上面引述过的说与陈独秀结合后的托派是国民党特务、并在“九一八”后成为日本间谍的那些文字。上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1991年前，在中共一切文件上，都根据斯大林的这个说法和毛泽东审阅过的这条注释，把中国托派定成“反革命”、“汉奸”。

当初王明、康生如此诬陷时提出的两条“根据”——莫斯科审判苏联托派案时逼供信搞出来一条材料：托派国际总部指示中国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津贴，也都写进了这条注释。关于第二条，在上述陈独秀是否“汉奸”的论述中已经被彻底否定。关于第一条，在1988年苏联当局为30年代冤案的平反决定中，也已经否定。

关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些托派分子被捕后，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的事是有的，正如共产党的张国焘、顾顺章叛变后一样。但不能因此说整个组织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反革命，这是常识。

正是苏联当局为苏联托派平反的1988这一年，笔者应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郑惠所约，在一年前已经完成了的24万字的《中国托派史》初稿的基础上，缩写了约1万字的论文《简论中国托派》，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中国托派当年发表的文件、机关报、传单、小册子(绝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具体历史，实际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实之词，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托派是“反日反国民党”的，而且在陈独秀1931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