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风格特异的青铜群像出土的器物坑，究竟是哪个年代的。

这10年中，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从最早相当于商代中期的殷墟一期（约3400年前），商中后期（约3200年前），商末周初（约3000年前），西周后期（约2800年前），到最迟的春秋中期（约2600年前），差距高达800年。

而如此大的差距，也随之酝酿出了一个“阴谋论”。

那就是，有人认为，为了打击“文明西来”论，考古学界故意隐瞒或篡改器物坑的碳14测定结果。要将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拉到商末周初甚至更后，人为拖后4、500年，从而将三星堆高水平的青铜器制造年代推后，从而掩盖三星堆青铜器制造水平高于同时期中原的“事实”，从而掩盖了“文明西来论”的证据。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从已有公开的资料，三星堆碳14测试数据，包括器物坑的碳14测试数据早已公开。

“三星堆器物坑的14C年代测量标本目前经过测试的数据有两个，均出自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一个数据（实验室编号为97062）的测定年代为前3500年±295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520—前1470年；另一个数据（实验室编号为97063）的测定年代为前3430年±90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前1430年。这两个数据的年代范围都要比我们根据考古交叉断代的结论要略早。”⑤

“三星堆这两座器物坑的年代应当位于三星堆遗址分期的第二期末，或二、三期之间（如按照四期说的分期，就是第三期末或三、四期之际），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三星堆遗址的全部数据都偏早，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471—前1260之间。17个14C测年数据，其数量已经不少，应当能够基本说明该遗址的年代范围问题。三星堆遗址存在时期地层内采集的最晚炭标本的测年数据的年代下限也不晚于公元前1260年，属于三星堆遗址的最重要的遗存——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其年代也不会晚于这个年代。”⑥

这里碳14测年数据，树轮校正后数据，以及学者根据这些数据给出的年代下限公元前1260年（约3260年前）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然而，在这10年间产生的种种歧见以及随之而来诞生的“阴谋论”，早已不胫而走。而真正科学的数据，却知者寥寥了。

而具2021年3月23日的最新报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⑦

K4祭祀坑碳14测年新闻截图

三星堆青铜器奇异的同位素特征引出考古学公案

上一节我们提到的“阴谋论”，还牵涉到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证据。“阴谋论”声称“三星堆青铜器和殷商早期青铜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含有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而现今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铅矿，”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年代和烧埋年代当然不可能晚至商末周初，你们肯定造假了。而这一论调顺势声称，含有高辐射成因铅的铜料只能来自非洲，正是通过三星堆传入中原，并指此为文明西来的坚实证据。

商代青铜器中的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来源，这是考古学史上一桩有趣的公案，但上述这个描述里，却半真半假。

这个公案，来自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教授，他在研究殷墟妇好墓青铜器时发现，妇好墓部分青铜器含有一种在地球化学中极其罕见的铅，即“高放射成因铅”。他对比了当时已发表所有矿山的铅同位素数据，发现仅有云南东北部永善金沙等矿山铅同位素数据与之相符，于是他提出商代青铜器矿料来自云南东北部金沙江沿岸，即著名的“西南说”。⑧

金正耀教授

随后，金正耀教授先后完成了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安阳殷墟、新干大洋州、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汉中、天马-曲村等遗址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铅同位素测定工作，发现高放射成因铅资源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下层青铜器开始使用，到商代中期殷墟一二期达到使用高峰，殷墟三期开始减少，商代晚期的殷墟四期比例更低，到西周时期基本绝迹。

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在90年代以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针对商代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的来源又出现了“长江中下游说”、“中条山说”、“秦岭说”、“湖南说”、“多产地说”甚至“非洲说”。这就是“阴谋论”提出非洲才有高放射成因铅矿的来源。

然而，1993年和1994年，金正耀教授在公布新干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研究结果时指出，考古材料中所见的特殊铅数据有着相同的大约为24.5亿年的等时年龄关系，而目前已知的地球上的高放射成因铅矿床一般都形成于16亿年之后⑨。也就是说，当时已知所有高放射成因铅矿床都不符合商代青铜器原料的特性，无论“西南说”也好，“非洲说”也罢，都无法成立。

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阴谋论”在两个地方撒了谎，第一，商代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确实都有使用高放射成因铅矿的特性，但高峰恰好是和三星堆一号器物坑碳14测定数据同时的商代中期而非商代早期。第二，并非只有非洲才有高放射成因铅矿，中国本土也有。并且，非洲高放射成因铅矿并非三星堆和商代青铜器的铜料来源。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站的学术动态栏目披露，2017年金正耀教授在检测一批南阳出土古代文物时意外发现了一批出土铅锭与殷墟青铜器的高放射成因铅信号完全一致。他立刻组织考察队在南阳盆地北缘矿山进行调查，发现十多处古矿洞，采集到高品位的铅矿石，经测试均为高放射成因铅铅矿，而且与商代高放射成因铅数据铅一致，并通过环境沉积物释光定年和铅同位素示踪的方法确定矿山开采冶炼的年代在商代。

金正耀教授终于可以确定商代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矿来源于中原的豫西地区，历史的谜团解开。⑩

而采用同样原料的三星堆青铜器，无论其青铜技术和艺术风格从哪里来，其青铜原料东来也可以确定了。

古人就与世界充分交流三星堆的争论当做如是观

从上述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出。只要充分掌握现有信息，不极端地看问题，我们就会承认，三星堆文明不是单纯的一元文明。对它形成影响的，甚至不止包括中原文化，西亚、埃及文化。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发现了特殊的环纹货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与云南省历年来发现的环纹货贝相同。中原乃至东海并不出产这种有凹槽的齿贝，这种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的深海水域。

三星堆出土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