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强的贝安加决意不向远在意大利的家人求援，父母也不知她身在何处。
为了生计，贝安加在一家法国夫妇开的服装店上班并兼职做模特儿。
后来，与一个银行经理发生恋情，并在金钱上得到他的帮助。
1944年，贝安加向上海地方法院申请离婚，正式结束了与谭展超的婚姻。
在后来仅存的档案里，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有证人列举出与贝安加同居或有染的男性有七八名，大多来自日本、德国和意大利。
贝安加甚至勾搭上了法国驻广州领事菲利浦·西蒙，准备嫁给他。
用日本军机走私黄金，牟取暴利
上海沦陷期间，民众生活困苦，政治气氛压抑，中外各种势力搅拌在一起，各种人都过得小心翼翼。
贝安加却逆势飞扬，逐渐成为大上海的社交名媛，一个名气愈来愈大的交际花。
在敌伪统治之下，黄金买卖，美金交易等一切经济活动都由日本人掌控。
机敏的贝安加通过特殊的渠道取得货源，搭乘日本军机，往返上海、广州、南京等地，从事黄金、美钞走私的交易，利用差价牟取暴利。
奢华的生活，并没有埋葬她心底的思念。
她曾独自一人到香港打听谭展超的下落，也试图给谭展超寄信，但都杳无音信。
最后，只是听说，谭展超在缅甸的一场战役失踪。
贝安加悲痛欲绝。
日本间谍，一场致命的游戏
用贝安加自己的话说，在上海，感觉像兴奋地进行着一场优雅的游戏。
在一个中国外交官的夫人的介绍下，贝安加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高级社交圈子，开始了一场致命的游戏。
这对贵族出身的她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
舞会饮宴中，贝安加利用自己高贵的出身、美艳的容貌和灵活的社交手段，周旋于各国情报人员之间，帮助日本人获取了大量有利的珍贵情报。
贝安加的能力甚至引起了南京汪伪政权“外交部”的特别顾问、日本大使馆的情报官黑田中校的注意。贝安加把陈纳德及飞虎队的情况告诉了黑田，获得了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
在自传中，贝安加为自己辩解，她说给日本人做间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养活自己四个孩子，是出于母性的本能。
其实，对于贝安加而言，替日本帮人办事，还是替中国人办事，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她只是个异乡客，没有根本的身份认同感，也就没有负罪感。
被判死刑，又被蒋介石特赦
白天，日本情报机构，瑞士、日本、意大利的领事馆大门为她敞开；夜晚，她的美艳身影，又穿梭在各大酒店、公寓、夜总会等声色娱乐场所。
贝安加终于从她事业的巅峰中摔落。
日本战败后，那位中国外交官夫人劝她迅速逃离中国，但她执意要留下来等待谭展超的消息。
1945年11月12日，在广州去往上海的机场，贝安加被美国战队情报署逮捕，罪名是间谍及走私。
《申报》关于贝安加谍案的报道
恰好此时，谭展超也带部队回到了广东，无意中得知前妻被捕，便立即展开营救。
谭展超向顶头上司孙立人求助。孙立人写信给盟军，说明贝安加与谭展超的关系，要求将贝安加引渡到中国审判。
孙立人写给盟军的信，要求引渡贝安加回中国法庭受审。
贝安加一开始由盟军机关审讯，后转到中国法庭审理。
最后，中国法庭判决贝安加死刑。
但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法庭宣布了蒋介石的特赦令，免除了她的死刑。
贝安加最后没被处决，也实属侥幸。
一方面，战后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1946年美国设在广州的战略情报署都撤销了，最开始抓捕贝安加的当事人也回国了。另一方面，贝安加的母亲原是当时的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的一个侄女，罗马教廷不断来信营救。在多方作用下，贝安加获得特赦。
被关押期间，贝安加一直备受礼遇，住着单间的房子。
前夫谭展超频频看望，两个人又旧情复燃，贝安加在监狱里再次怀上了谭展超的孩子。
这次怀孕，也为贝安加免于死刑赢取了时间。
遗憾的是，谭展超并没有看到孩子的出生，1946年，他随孙立人部进军东北，与林彪的四野进行决战。
这次离开，竟成了永别。
内战期间谭展超赴东北作战，1948年又随孙立人赴台，任陆军第四军官训练班特兵总队少将队长，兼骑兵大队队长。1955年发生孙立人兵变事件，孙遭蒋介石软禁，株连多人被整肃、入狱，谭展超被降两级官阶、调职，1960年因喉癌过世。
在广东省的档案馆里，还保留着一张谭展超的英文手迹，说明贝安加腹中的孩子是他的。
Dior的模特，巴黎时尚圈的耀眼明星
1947年11月25日，贝安加被释放。
她仍不死心，写信询问谭展超的下落。得到的回复是，谭展超已在东北的一场战役中“阵亡”。这个噩耗彻底斩断了她与中国的联系。
她以为谭展超已战死东北，万念俱灰之下，贝安加回到上海，接回寄养的孩子，乘船回国，永远离开了爱恨交织的中国。
回到意大利的贝安加，可谓死里逃生，29岁的她，也该安稳地过日子。
没想到，她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由于在上海时，她曾在法国人开的服装店里工作，一个裁缝师聘用她担任特别助理和模特。
这个裁缝师名叫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正是奢侈品品牌Dior的创始人。
克里斯汀·迪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