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老家的图书馆的新闻上了《中华读书报》的头版头条了，祝贺！祝贺！”有朋友在电话里“阴阳怪气地”跟我说。我一下子就觉得不是滋味———准是家丑外扬了。那天，我正好收到了新的一期《中华读书报》，不用翻找，那篇题为《利用古籍受阻北大学者述说困惑》的文章赫然在焉，“苏州图书馆”几个字如金屑扎入了我的双眼。

《中华读书报》是全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报纸之一，一个地区级图书馆的这样一则不算新闻的新闻上了头版头条，作为苏州人，我不知道自己该感到自豪还是耻辱！苏图之所以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一个读书人的愿望，那愿望仅仅是复制或者钞录一本书，而且是有偿的！当然，更因为这种行为是目前中国很多图书馆的通例，也就是说，那个读书人的困惑也是很多中国读者的烦恼。

钱锺书先生是天下读书最多的人之一，而他家里藏书其实根本算不上多。他与其说是爱书如命，还不如说是爱读书如命。他没有买书藏书的爱好，于是乎读书主要靠借，于是乎尝尽了借书的苦恼。他对图书馆的“守书奴”有个奇譬，说他们像太监，守着三千佳丽，自己没有能力用，也不让别人染指。这妙喻肯定是老先生某次借书而不得时发的牢骚，刻薄但准确。

关于图书馆，长期以来，萦绕在我脑际的，是两个问题。1，是不是全世界的图书馆都有不想让人借用藏书的问题？2，如果不是，那么，在中国，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严重，引得天下士子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

去年，我在美国时，专门考察了那里的公共图书馆，两相比对，我感触良深，这两个问题也似乎都有了答案。

我对美国的图书馆最深的印象有3个。一是公共图书馆真多，分布真密集。几乎每一个社区，不管其规模多么小，都有一个公图。在世人的印象中，美国人对书的兴致远不如俄罗斯人或英国人。我不知道俄罗斯是平均多少万人拥有一座公图，伦敦是2万。要按这个比例，咱们首都以1600万人算（当然应该算流动人口），该有800座公图；而事实上，真正全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有多少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