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秦始皇并没有全盘接受法家的社会思想。儒家说统治社会要讲礼仪道德，法家讲统治社会要依靠法、术、势，要“愚民”。法家是敌视儒家社会思想的，这在韩非的言论中表现得最典型。但细检秦文献，发现秦始皇重“法”但也不弃“儒”。二十八年邹嶧山立石，鲁儒生就参与了议论，泰山石刻中还有“男女礼顺”之语。同年琅邪刻石中讲到“法度”要“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秦始皇还强调移风易俗，创造“廉清”的社会环境，这些都有儒家社会思想的痕迹。

再次，秦始皇有“节事以时”的“民本”思想。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洞庭郡守礼在给属县下达的公文中说：“田时h（也），不欲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此文颁布于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也就是统一后的次年。公文中强调要尽量使用犯罪之人来承担徭役，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使用老百姓要慎之又慎，如果多加征发，要立即以法律论处。这似乎与我们对秦代滥用民力的印象并不吻合。其实，这种行政风格是始于中央再传到地方的。如二十八年的琅邪刻石中，秦始皇就说，国家要“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结合里耶简，可以认为这种思想是得到贯彻实施的。

本文无意为秦始皇翻案，但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在大一统的秦帝国建立后，秦始皇对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社会，除了深受法家的影响以外，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也做了一些事情。他想把未竟的事业交给扶苏，这个选择无疑是对的，且正好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面。不过历史在这里走了弯路，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