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自杀后不久，鲁迅写下《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当时新闻界的丑恶现象和恶劣风气。最终，阮玲玉的死上升为严肃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面镜子。

1947年10月7日，中国第二起“阮玲玉式”的悲剧发生。上海越剧名伶筱丹桂自杀，留下遗言：“做人难，人难做，死了。”

与阮玲玉自杀后，社会舆论更多的是侧重于娱乐八卦、明星隐私，流于表面化相比，筱丹桂自杀后，舆论走向更富正面色彩，较为理性和深入。人们更多的是透过其自杀现象，探究社会本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筱丹桂更是被塑造成反对夫权的典型。

只可惜，阮玲玉没能等到这样的好时代。在《演员请就位》节目中，阿娇所念的遗书是由梁家姐妹提供的版本。也就是说，是张达民和唐季珊两个男人，合力害死阮玲玉。这种推论，在当时虽有争议，却也有其合理的社会根基在。

民国时期，人们积极拥抱新思想，崇尚自由平等的爱情观，但是在情感上，统御几千年的传统伦理道德依然是支配他们的行为准则。

对于阮玲玉来说，爱情是她一生的跋涉。阮玲玉自认是新女性，却也始终受制于“旧传统”，无法逾越男女两性的“道德鸿沟”。

在阮玲玉悲剧中，可以发现社会舆论对于男女两性的关系，存在着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人们对男性的道德要求宽松，嫖娼、纳妾、重婚等不道德行为，可以得到包容，最多只是加以无关痛痒的谴责；而另一方面，人们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却严厉至极，女性群体在旧社会处处遭受着压迫和歧视。这种“双标”注定了阮玲玉的悲剧。

参考文献：

戴彦：《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阮玲玉》东方出版社2005-05

黄维钧《阮玲玉画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09

关熙潮《你是无声的离歌》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04

刘长林、马磊磊《论阮玲玉自杀的社会赋予意义》，《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