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在政治顾问端纳（左）的陪同下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

外国作者有视西安事变为一滑稽之喜剧者，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半个月内，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足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剩”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实际注重于剿共军事；）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