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京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分内之事，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当时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或言委员长殆已不讳矣；或言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唯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