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作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凭借，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唯“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而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益增我之烦恼。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作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借继复诫之曰：“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委员长统一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唯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诚意悔悟者，应开其自新之路，则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诚，我黄埔诸生当宽大为怀，迎其来归，不究既往。”继余复言曰：“凡余所言，绝非为叛逆求开脱，盖其妄动无开脱之可言；余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动之影响国家者为如何可怖，求其及时悔悟，自赎其罪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