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余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然西安真相仍笼罩于消息沉寂之中，悲剧之阴影，紧依彼等心头，则其慰藉之辞，亦黯淡甚矣。最可感者，孔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之职，既代委员长为一国行政之首领，所处地位备感困难；然彼于谨奉职守之余，仍能充分同情余所坚持之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报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对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

时论忽有致疑端纳来电者，余闻之骇然；盖南京一部分人士，咸认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对于与此歧异之消息，反不愿轻予置信。彼等之言曰：“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至张学良致余电，用意亦同，亦欲诱余入陕而加以拘禁耳。”凡此种种推测，皆不足以动摇余之初衷，反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努力推进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之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是时西安电报交通虽已中断，不料余于星期二（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欲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辞，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而传与彼同机出陕，将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述经过情形；彼并嘱携一函致我，补充未荆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势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且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已决心飞陕，余复告以外间传言，彼有袒护张学良之倾向，询其曾否发送新闻电。端纳答称，彼曾发二电：一为新闻之概述，一为答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阿朋之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