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子文正往来各将领间，作多方面之接洽。各方说辞纷至叠来，所谓“最后要求、”“最后论据”竟层出不穷，说服其一，第二第三乃至十余种之“最后”与“不可能”者接踵而来。然就西安军人之心理观察之，盖皆惧遭国法谴责之闪避行为耳。我等此来实已造成彼等内部之分裂端纳入陕，张学良即招群疑；自子文及余与彼谈话后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之一分子”矣，于是欲将彼与我等一网打尽之危机益迫。此所以各将领每次开会议决之办法，散会之后，突起疑团，于下次开会之时又全盘推翻，坐致一无成就。怀疑顾虑，笼罩一切，似已无止境可寻。余告委员长曰：“此中央军日迫西安之故也。”然此时之委员长，对于事件之开展，已不感关切，彼厌见周旋，厌闻辩难，尤厌倦于周遭疑虑之空气，出陕与否已不在彼顾虑之中。曾语余曰：“事态既继续如此，余决不作脱险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然余深知在此重要关头，惟忍耐与自制为成功之要素；我等当使叛变诸将领深信我言之诚挚，彼等若能悔祸，我可劝委员长呈请中央不究其既往，决不兴师讨伐，以造成内战之危机。

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

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动，今虽一时沉默，仍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我等不唯自警，且警戒西安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诡计也。

余全日出入室中，每有新转变，辄报告委员长。某次，余正与委员长谈话时，余之侍媪忽牵余入邻室，耳语余曰：“夫人，出言务请谨慎，窗外守兵正在门隙窃听，幸余及时阻止之。”余问如何阻止之，彼曰：“余瞪视之并告之曰：‘尔必听有趣新闻，余愿伴汝同听之。’因是坚留不肯远离，彼始悻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