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张已躁急不能自持，向彼等声称，倘彼等不即“改变旧态，”彼将自取适当断然之行动。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征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后一次叛变之史实。就事实言之，中国将领所主张之种种要求，委员长亦早有加以详讨者；彼等读其日记及私人文件，已稔知之。委员长之性情，每有计划，非俟其成熟，不愿告人，遇他人向其陈述意见时，或有不容异议之见，而以对其部下为尤甚。盖彼以为服从，命令为军人唯一之天职。委员长为主张厉行纪律之人，见其部下将领有违反军人基本信条之举动，自将深嫉痛恨。彼所期望于部下者，为军人唯有严守命令，战死沙场，不能擅加探讨然深蕴于委员长心底之唯一信心，则永远为求人民之幸福，以完成真正足以代表民意之三民主义，为其努力之标的，不惜竭全力以赴之。当其推进剿共军事之时，仍注重于招抚投诚，开其自新之路。共党或被感动而来归，或被俘而劝服，即分送各处反省院，衣之、食之、教育之，使了解行政上种种革新，实皆为大众求生活之改善。此即新生活运动之所以能奠定广大之基础，而赣省农村运动之所以有今日显著之成效者也。委员长深知欲根绝共产主义之传布，当就其症结而取消其愚惑民众之口实；故努力整饬吏治，使旧在共党区域中之人民在各方面皆能改善其生活之状态，以反证共党宣传之虚伪与残暴。赣省为共党盘据中心之省分，经共党统治之后，凋敝荒凉，数百万人民房舍为墟，室家荡荆委员长驱逐共党出境之后即开始恢复地方之繁荣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础；先于各处成立组织，指导民众自力更生之方法复经赣省教会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继复发起新生活运动，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条，教以家庭卫生、自力工作与合作服务，以及其他新国民应有之常识。此项运动今已遍布全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