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黑子
太阳——地球围之公转的恒星，数十亿年来，氢核一刻不停地在其内部聚合成氦核，质量亏损带来的浩瀚能量如江海般喷薄汇聚，使得太阳可以慷慨地将光和热挥洒进无垠的星海，小小的地球便沐浴在这股能量的雨露之中。
太阳是地球上万千生命存续的根本，围绕太阳的十几亿圈公转使得地球上的生命越发复杂。后来，有一些古猿在环境的剧变中走出雨林，拿起了石器，燃起了火把，建起了国家，还缔造了一种他们自称为“文明”的东西。正是这两个字，使得这些古猿的后代在那颗小小的蓝色星球上显得格外不同。
正如世间万物都仰仗着太阳那样，文明的发展和存续也是如此，太阳活动的一个微小波澜就足以在文明的历程中掀起滔天骇浪。
自公元2世纪左右，在之后的400多年里，太阳表面一种叫“黑子”的东西便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献记载里。
“黑子”也称“日斑”，其结构内部的温度有4000多度，比太阳表面温度低1000多度，所以看起来相对黯淡，仿佛太阳表面的一些黑色斑点，“太阳黑子”便因此得名。
一般来说，黑子有大有小，其直径从1000千米到20万千米不等，在专业仪器被发明之前，人类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黑子直径通常在4万千米以上。公元2—6世纪期间，仅是人类肉眼可见的黑子就多达38次，或许是因为巧合，又或许是因为某种难以捉摸的因果，华夏文明史中最黑暗的篇章也随之而来了。
太阳黑子（资料图/东方IC）
干冷的南北朝
殷商覆灭之后，周朝人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新纪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天子渐渐失去了权威，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傀儡。各大诸侯国连年攻伐，直到一个叫嬴政的男人一统天下，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了四海之内的每寸土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诞生了。
之后，秦帝国速亡，汉继承了秦的遗产，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使得汉帝国的人口和疆域远胜秦朝。尽管其间有过王莽乱政的插曲，但是汉帝国的道统依然在洛阳得到了恢复和延续，直到东汉末年，这个绵延了400多年的帝国仿佛一个耗尽了自己生命力的衰朽老人，在斜阳的余辉中气若游丝。
后来，群雄并起，三分天下，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分裂和动荡，连年的战乱和天灾交织在一起，社会生产力水平伴随着崩溃的人口总量一路下滑。直到司马炎一统宇内，休养生息，晋国统治下的百姓才终于迎来了片刻的喘息。
可惜，雄才大略的血脉仅仅过了几代就被稀释殆尽，诸王在野心的燎烧下纷纷举起了内战的旌旗。与此同时，此前一直站在历史舞台边缘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走到聚光灯下，看着烽火连天的城市与河山，若有所思地拉满了手中的弓弦……
在之后的历史中，这些少数民族建立起的一个个北方政权和南方陆续建立的华夏政权长期对峙，直到一个叫杨坚的男人再一次并吞八荒，包举宇内，中国长期分裂和动荡的局面才终于被隋帝国画上了一个烽烟滚滚的逗号。
从公元220年汉帝国灭亡到公元589年隋帝国统一这之间的369年历史，就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讲述的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
“冬十月，行幸广陵古城，临江观兵，戍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公元225年，即魏黄初6年，魏文帝曹丕行幸广陵时，当地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疆场阅兵，但是由于那一年天气极度严寒，河道结了冰，战船无法入江，水军的演习不得不因此取消。
广陵位于今天江苏省淮安一带，那条水道结冰的河流就是淮河。竺可桢先生表示，这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淮河第一次结冰，而这次军事演习的中断，也为之后全国的一系列气候剧变拉开了帷幕。
包括竺可桢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对中国历史气候做过归纳和总结，虽然学者们在其他的一些细节上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在探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段时，大家却达成了“气候寒冷、灾难频发”的基本共识。
这三百多年间，灾情的深度和频次远超中国历史其他时期。邓云特（邓拓）先生曾经总结，这369年间共计发生灾害619次，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区区169年内就遭灾315次，平均每年遭灾1.87次，几乎没有一年平安无灾。
无论是干旱、洪水、地震，还是蝗灾，在那个靠天吃饭的时代，毫无疑问都会对农业生产带来直接的冲击，也会动摇整个社会的基石。而严寒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旋律，我们从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多记载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气候是多么严酷。
比如，《晋书》记载，晋惠帝元康二年，即公元292年春，四川地区的一些地方竟然出现了竹林开花的景象。一般来说，竹子会在天气长期干旱时开花，因为竹子在缺水的时候，光合作用会减弱，代谢氮元素的能力随之降低，糖浓度增高，这给竹子开花提供了前提条件。竹林开花正是气候干旱的体现。
竹林开花（资料图/东方IC）
再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个展柜专门介绍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著作《齐民要术》，这是一部指导农业生产的技术书，里面涉及大量的物候信息，也是学者们推算当时气候的第一手资料。
《齐民要术》中就曾经介绍种石榴树的技巧，贾思勰强调说，在种植石榴树的时候，从每年的十月中旬起就需记得在树上裹些东西保暖，来年二月的时候再解开，否则树就会被冻死。从其他线索和作者的生平履历来看，贾思勰在书里描述的应该是高阳郡的情况，高阳郡大概位于今天的山东临淄，然而，今天在山东临淄的石榴树根本就用不着这些保暖方式，在户外完全可以自然生长，正常过冬，这说明贾思勰那个时代的气候要明显冷于今天。
除此之外，葛全胜老师还提到《齐民要术》里有这么一段记载：“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也就是说，当时临淄一带山桃树的始花时间基本是在清明节，也就是4月4日到5日左右。
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隐藏物候线索，因为山桃树这种植物的始花时间和气温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境内，纬度往往是决定气温的重要因素，越往南就越暖和，山桃树的始花期也因此和纬度产生了直接的对应关系。龚高法和简慰民两位老师就曾经指出，纬度每南移一度，山桃始花时间就提前3.28天。
就拿今天的北京来说，山桃树的平均始花时间是3月27日，而北京的纬度大概是北纬39.9度左右，当年贾思勰笔下记录的临淄位于北纬36度左右，比北京偏南不到4度，足以使得临淄地区山桃树的始花时间大概早于北京14天。而从实际观测来看，今天临淄地区的山桃树最晚的始花时间确实是在3月14日左右。
北京山桃花开（资料图/视觉中国）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今天山东临淄地区的山桃树3月14日就始花了，而贾思勰那个时代要等到清明节4月4日或5日，足足晚了20多天，可见当时的气候要比如今冷上许多。
需要强调的是，寒冷是很多因素共振造成的结果，而且往往是人力不可抗的因素，比如太阳的活动。有国外学者曾经统计了1950—1965年间全世界22561次震级大于5.5级的地震，数据显示，每日地震频次与太阳黑子的数量有着对应关系，当太阳黑子数量增多的时候，地震每日频次也随之增大。
目前还不能确定太阳是如何具体影响地壳活动的，但是有一种推测认为，可能是太阳的活动影响了地球磁场，使得岩石晶体点阵的分子键瓦解，进而降低了岩石的强度，地球的地壳运动变得活跃的，地震和火山爆发等灾害也随之频繁起来。从历史记录来看，实际情况与这一理论是契合的，从汉帝国灭亡到隋帝国统一的这数百年间，不仅地震频繁，而且全球曾经有多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尤其是公元210年之后的短短一百年间，全球4级以上的火山爆发竟然有7次之多。
火山爆发后遮天蔽日的烟尘会随着大气环流弥漫全球，进而严重地反射和遮蔽阳光，带来长期的降温效应。公元235年，即蜀汉建兴十三年，亚平宁半岛的维苏威火山再次爆发，同年，建业（即今天的南京市）初霜的日期比当今的平均日期提前了两个半月。类似这样的火山爆发，百年之内竟有7次之多，由此可见，汉帝国灭亡之后的长时间降温很可能与频繁的火山爆发有关。
这场绵延数百年的降温过程在公元4—5世纪达到巅峰，平均气温比东汉初年降低了2.5~3摄氏度，比今天的平均气温低1.5摄氏度。
寒冷往往伴随着干燥，越寒冷就越可能干燥，这在历史中已经一再地被验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
自东汉之后，寒冷开始不断地加剧，与其形影相伴的干燥效应也越发显著。到公元280年，晋武帝统一全国并改元太康之后，史书中竟然出现了“自太康以后无年不旱者”这样的记载。这场旱灾直到公元291年才暂告一段落，前后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可见干旱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干旱和寒冷相互叠加，犹如一个幽冥的螺旋，气温在西晋末年永嘉年间跌至低谷，同时，干旱也达到了它的高峰。
“永嘉三年，夏，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公元309年，即永嘉三年，旱情席卷全国，中国版图内的两条大河——长江、黄河——及其部分支流竟出现断流，曾经只有靠船横渡的天堑在当时甚至可以步行而过，以至于后人将这一景象称为“亘古未有之灾”。
噬人的黑风
除了寒冷，还有一种可怕的灾害也与干旱相伴相随——蝗灾。
现在，很多人可以在文献中看到古人对于蝗灾的种种描述，但很少有人真正清楚蝗灾到底是什么。兰州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李钢曾经系统地研究了蝗虫这个课题。
就目前的分类来看，蝗虫指的是昆虫纲直翅目蝗总科斑翅蝗科飞蝗亚科飞蝗属下仅有的一种蝗虫，这一种蝗虫又因地理分布不同和形态差异而分为10个亚种，不同的亚种意味着世界各地的蝗虫彼此之间没有生殖隔离，所以，尽管蝗虫的分布极其广泛，但是理论上，它们都可以互相繁育后代。
所以从日本四岛到直布罗陀，从西伯利亚到马达加斯加，从北美五大湖到潘帕斯草原，那些外形颇为不同的蝗虫在基因上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全世界的植物都被笼罩在一种昆虫的恐怖口器之下。
中国境内主要分布着三个蝗虫亚种，分别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其中东亚飞蝗［L.m.manilensis（meyen）］的主要分布地区是北纬42度以南的东部平原，北起河北、山西，南至广西、海南，从地理范围上来看，其分布区域与历朝，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农耕地带重合度最高，直到当今，这种蝗虫给中国农业带来的伤害都是最大的。
东亚飞蝗（资料图）
李钢博士表示，与蝴蝶不同，东亚飞蝗属于典型的不完全变态发育昆虫，这意味着在其一个世代中，飞蝗只会经历卵、若虫、成虫三个虫态。若虫也被称为蝻，在形态和习性上和成虫是非常类似的。蝗蝻从卵孵化以后经过5次蜕皮就可以化为成虫，整个过程的时间长短随温度而定，短则60天左右，长则200天左右。当蝗虫的世代时间较短时，也可能在一年之内产生多代，比如在海南岛，东亚飞蝗一年能产生4代。
蝗虫之所以会给农业造成重创，主要由三个因素共振造成，第一在于其繁殖能力非常强，所以群体数量巨大。第二在于它们以小麦、小米、黄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为食，与人类的食谱高度重合。第三在于它们的食量巨大，所以和人类争夺食物的时候异常凶狠。
就繁殖能力来说，雌虫交配后会在土壤中挖一个5~8厘米深的小坑，再把卵产进去，通常会产卵4~12块，每个卵块有50~80多粒卵，一只雌性东亚飞蝗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最多可以繁育上千粒虫卵。而虫卵孵化出蝻、蝻发育为成虫的比例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其中降水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降水可以增加土壤的湿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抑制虫卵的发育。当雨量足够大时，雨水会对飞蝗幼虫造成直接的物理性杀伤，甚至会形成积水，淹没并杀死虫卵。
那么，如果降雨量小或者没有降雨呢？如果连续发生了十年的干旱呢？如果干旱到连长江和黄河都断流呢？可想而知，虫卵和幼虫会失去来自降雨的抑制，进而疯狂地繁殖，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李钢博士对此做过概括，东亚飞蝗的生态型分为三种：散居型、群居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散居型的飞蝗翅膀相对较短，代谢率低，而且不集群；群居型的飞蝗翅膀长，代谢率高，整个身体呈现黑黄色，最重要的是，群居型的飞蝗会集群行动，这是很要命的。
当一个地区散居型的飞蝗在干旱等因素的影响下繁育过多时，就会转变成群居型，群居型飞蝗耗尽某一个地方的食物后便会集群迁徙。密度大时，飞蝗群仿佛化作了一股无数口器组成的黑风，让迁徙路径上的所有农田凭空消失，局面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便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了。
资料图：东方IC
值得一提的是，东亚飞蝗是没有胃的，因此它的进食和排泄速度都非常快，一只蝗虫一生中大概会吞噬1千克左右的植物，从南北朝时期的亩产数字来看，区区一只雌性蝗虫所生育出来的后代就能让一整亩农田颗粒无收，而当蝗灾来临之际，天空中弥漫着的又何止一只雌虫？
可以说，飞蝗把匮乏的恐怖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们让匮乏形成了链式反应，一个地方的食物耗尽了，它们便会群体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吃光当地所有的庄稼。匮乏再次形成后，它们继续迁徙，于是，匮乏的压力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被层层推递。当田间地头的农民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一股嗡然作响的黑风时，他们不会想到，在这股黑风的源头，很多农民可能已经因为饥饿而化为累累白骨了。
枯骨遍野
正是在干旱、寒冷和飞蝗的多重压力下，各地的农业生产接连遭受重创：
“夏，郡国三十三旱……伤麦。”
“……东海陨霜，伤桑麦。”
“……东平雨雹，伤秋稼。”
“成帝咸和五年，无麦禾，天下大饥。”
“孝武帝太元六年，无麦禾，天下大饥。”
“安帝元兴元年，无麦禾，天下大饥。”
（以上均出自《晋书·五行志》）
“……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出自《晋书·孝怀帝》）
“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吴郡百姓多饿死。”（出自《晋书·元帝纪》）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饥”这四个充满绝望哀怨的字在史书中越发频繁地出现，足以见得当时的农民面临的是怎样的绝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慧老师统计，当时的平均亩产仅仅为128.5千克/亩，这个数字不仅低于东汉时期的132千克/亩，更是远远低于唐早期的167千克/亩，是近2000年前来粮食亩产的最低谷。
粮食生产的绝望处境让当时的统治者极为困扰，为了避免政权崩溃，一道道诏书承载着皇帝的意志通过官僚系统传达到帝国境内的每个角落，从这些政府公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当政者已经因为农粮问题而陷入深深的焦虑。
晋元帝司马睿曾经下诏表示，“徐扬二州，土宜三麦……於以周济，所益甚大”，意思是徐州和扬州两地的土质不错，要发展一下农业，种出来的粮食与其他地区相互周济一下，有很大好处。其实当时的徐州、扬州本是商贸区，但由于农粮问题太过危急，才被迫用以种植农作物。
后来司马睿又下诏，各地的官员要率领百姓种地，没有耕牛的可以互相借调，若有人不听诏令，则“一门之内，终身不仕”，意思是说不听诏令的人全家一生都不能做官了！可见当时的农粮问题已成为东晋皇帝的头等要务。
晋元帝司马睿像
南方如此，北方的皇帝也面临同样的焦虑，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诏，“工商杂役，尽听赴农”，意思是工商杂役这些人，本职工作都先不要做了，所有人统统去种地。后来孝文帝还下诏补充，地方官如果耽误了老百姓种地，是要论罪处置的。
通过文献可以得知，孝文帝的焦虑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越发深重。
太和四年，孝文帝竟然亲自去监狱把囚犯们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一夫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妇不织将或受其寒”，意思是，只要有一个男人不耕作，就会有人挨饿；只要有一个妇女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寒，现在正是农忙的紧要关头，没有重罪的人就赶快回家种地去吧（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后来孝文帝又下诏嘱咐“勿使有留狱久囚”，意为监狱里不要老关着犯人，要让他们回家种地。
总的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粮食生产一直严重地困扰着当政者，南、北方都被匮乏的压力深深地折磨着，即使当政者尽全力督促农业生产，农业依然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甚至崩溃。西晋末年，匮乏带来的绝望已经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西饥馑，白骨蔽野，民存者百无一二。”（出自《晋书·司马模传》）
“于是宫省无复守卫，饥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出自《资治通鉴八十七卷》）
从这两条描述永嘉年间惨状的记载可以看出，整个晋帝国境内由于农业生产崩溃，从基层到中央都被食物匮乏带来的恐怖深深地笼罩着，田间白骨蔽野、宫殿死人交横。
西晋时期有一位大学者名叫挚虞，灾荒来临之际时任太常，这个职务在三公九卿制的体系之内属于九卿之首，是帝国最高礼仪官员，主要主持礼仪和祭祀活动，以使朝廷的施政举措和人事任命具有合法性。他的职位相当于如今的正部级官员，而这样一位国家高级官员，竟然在这场灾荒中被活活饿死了。
然而，西晋末年，匮乏带来的灾难远不止于此。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洛阳沦陷，社会秩序随之崩溃，万民涂炭，盗匪四起，“太卫旬藩奔成皋，贼帅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部曲多为所啖”。从这个记载可知，今天河南省荥阳市一代的成皋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食人乐园，盗贼甚至开始频频捕食政府军士兵，寻常百姓在这些狂徒眼中就更像口粮了。
自然匮乏
由于气候由暖转冷，北方曾经大片适合于耕作的农田变成更适宜放牧的草原，而更偏北的草原被凛冽的极寒彻底封锁，中国的农牧交界线也在此消彼长中南移。曾经的家园已不再适于生存，于是无数的牧民迫于匮乏的压力被强行推挤进农民的家园。
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大批地进入中原地区，甚至出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接下来，剧烈的民族矛盾轰然爆发，无休无止的战乱和仇杀随之而起。五胡乱华时期，汉族民众大举南逃，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事件之一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的一个时代，从社会结构到文化习俗，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和激烈的对抗，这些对抗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剧烈、最难以协调的矛盾是人伦道德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冲突依然与匮乏有关。
在当时中国的北方民族社会中，盛行着一种特殊的婚俗——收继婚。即当一个成年男子死后，他的儿子或弟弟有权继承死者的女人。所以在匈奴和鲜卑的社会里，经常会出现儿子娶后母或者小叔娶嫂子的情况。汉人对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民族的这一婚俗鄙视至极，因为在汉人的道德传统中，这种行为属于“父子聚麀（yōu）”，意指父亲和儿子共享一个配偶，是有悖于人伦、不折不扣的禽兽行为。
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这几年，我越发坚信一点，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化行为都有其自然科学的底层逻辑，即便是看起来非常古怪的文化行为，也是如此，匈奴、鲜卑等民族的“收继婚”就是其中之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高凯曾经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一些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调研，他发现，这些民族生活的地区由于受到纬度、降雨、成土母质等因素的影响，人体常会缺乏一种微量元素——锌。
人体内含有40多种元素，其中常量元素占身体的99.9%以上，而微量元素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虽然微量元素的比例很小，而且锌元素仅是14种微量元素中的一种，但是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极其重要的，几乎参与身体运行和发育的方方面面。
在人体内，有200多种酶、核酸和蛋白质的合成与锌有关，妇女怀孕后，其对锌元素的需求量比非孕期妇女的需求量高出将近一倍，这是因为胎儿的发育、生长有赖于细胞的不断增殖，在这个过程中，DNA复制时所需要的酶以及RNA转录时所需要的酶都是含锌的，如果缺乏锌元素，胎儿几乎无法正常生长。
胎儿的脑部是含锌量最高的一个器官，每1克脑组织中含锌量约为10微克，远远高于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如果孕妇在孕期未能摄入足量的锌，那么胎儿就可能出现神经系统发育畸形的症状，甚至一出生就成为无脑儿。
锌元素的缺乏不仅对婴儿有着致命的影响，对孕妇也是如此，缺锌的孕妇很可能会出现羊水早破、分娩并发症、染色体畸形、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可以说，锌元素的摄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女性是否能够正常生育，如果锌元素摄入不足，孕妇的死亡率就会随之暴增。
那么锌元素从何而来呢？其实是从环境中来的，土壤中的锌元素会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循环，但是如果土壤中原本就缺乏锌元素，就会很麻烦。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高纬度内陆地区，其绝大部分土壤是缺乏锌元素的，再加上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中通常含有大量的肉食，而肉食中的铜元素在被人体吸收时会和锌元素相互拮抗，也就是说，摄入大量肉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锌元素的吸收，使得匈奴和鲜卑族的妇女长期处于严重缺乏微量元素锌的状态。考古学者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出土的一些骨骸，并进行化验，证实了这一结论。
上文提到，锌元素的缺乏会大大提高孕妇在分娩时的死亡率，这使得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社会中孕龄妇女大量死亡，进而出现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所以在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观念中，可以顺利生育的妇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是不可以轻易流散到家族以外的。
高凯博士推测，正是为了防止人口崩溃和民族灭绝，同时也为了家族血脉的延续，收继婚的习俗出现了。曾经有学者总结了收继婚的三个主要原则。
第一，被收娶者必须是寡妇，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父亲或者哥哥还活着，就不能娶自己的后妈或者嫂子。
第二，收娶者必须是死者社会习俗上的婚姻继承人。
第三，收继婚是公开的结合，是光明正大的关系，而不是偷偷摸摸的私通。
这三条原则确保了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中，收继婚既不会有近亲结婚带来的弊端，又可以保证健康的孕龄妇女留在家族内为家族延续血脉。
如果高凯博士的推测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收继婚这种文化风俗其实是在当时匮乏的压力之下不得已产生的，是匮乏塑造了这一切。
当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无法理解微量元素的概念，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仅要争夺匮乏的资源和生存空间，还要在匮乏引发的文化冲突中彼此侮辱和仇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华夏大地连年的烽烟熏烤着无尽的枯骨，三国两晋南北朝也因此被很多学者视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代，其黑暗和恐怖程度，恐怕只有明末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