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公主则与辩机和尚私通，并赠侍女二人给丈夫，似乎像是一种“性”交换。

特征之二：狎妓淫乐成风。

皇室如此丑态百出，就难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朝野上下狎妓淫乐之风盛行，“犹自笙歌彻晓闻”。唐代是古代妓业的繁荣期，并形成教坊妓制度，宫妓盛行不衰。

史载唐太宗之初宫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时却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玄宗时长安内外共容纳在册教坊妓11409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宫妓级别最高，因为她们常为皇帝表演，被称作“内人”。

官僚贵族们还普遍蓄养家妓。白居易的“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的真实写照。

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中宗曾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唐玄宗则下诏：“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

如此荒唐之诏，便使官吏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取乐。唐代的市妓也不甘落后，规模十分可观。当年长安的平康坊，曾有“风流薮泽”的艳称。唐代的官吏、文人、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经常出没于妓馆青楼，还常用艳诗新词来描绘自己狎妓的风流韵事。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烟花柳巷之常客。

特征之三：性自由度空前。

唐人对女子婚前贞操并不看重，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婚前性行为、婚外恋较为普遍。当时的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后并不过分谴责，而是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便为他们完婚。

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同住在旅舍中。唐人对婚外性行为并不认为是奇耻大辱，反而当作风流韵事。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一少年入门而言：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就和他私通寻顷刻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