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女诗人，最后都成为女道士，无疑代表了唐代大多数女性，尤其是贵族或知识女性的选择。那么，为什么唐代那么多女性，都情愿选择出家成为女道士或尼姑，作为她们的生活向往呢？难道都是因为看破红尘，而遁入空门，寻找逃避现实的路径么？其实不然，在清静幽雅的道观掩饰之下，她们可以享受到自由的生活，包括纵情作乐，也不必担心受到道德的指责。

更令人称绝的是唐代有一部分女道士还带着一点娼妓性质：她们在替人做法事的时候还得供人狎玩。

因为在唐时与女道士交游有时可借以阶进唐时女冠多为贵族，如公主之类，每自请出家。而唐公主握有政治上的大权，有官迷的人，走公主门路，倒是一条终南捷径。《太平广记》载王维早年曾饰为优伶，献郁轮袍之曲，邀宠安乐公主。如谓小说不可信，则历史也曾供给我们以许多证据。《唐书》称“太平公主推进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向之……”又《安乐公主传》“赵履新谄事主，尝褫朝服，以项挽车……”或谓既已出家的公主，不执政权，走她们的门路何用？不知公主虽出家，而父母手足的情感，仍然未断，借其一言，往往重于九鼎。像方士史崇玄本金仙玉真两公主之师，因她们之介绍，得事那声势赫奕，炙手可热的太平公主，竟得拜官鸿胪卿，难道这不是一个好例吗？那些夤缘的人，巴结不上公主，就先交欢于她们手底下的徒子徒孙，这也是“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的意思。两性间交际得密切了，发生恋爱也就可能了。而且这种风气传播开来，就不是一定想做官的人，也要交结一二个女道士，当作唱和的伴侣了。

至于那些下层女道士她们皆为出家人，别无财产，靠讽经设醮以为生。唐时道风既盛。每喜招羽士设坛建醮，以为功德，所谓“霓轩入洞齐初月，羽节升坛拜七星。”权门贵家是时常要举行的。设醮有时亦招来女道士，义山诗即可为证。这些弱质纤纤的女儿，为了生计问题的压迫，不得不时常出入人家，便被人轻薄几句，又敢怎样呢？看刘禹锡《赠张炼师》诗“……金缕机中抛锦字，玉清坛上着霓衣，云衢不用吹箫伴，只拟乘鸾独自归。”意虽不庄，词还得体。而刘长史的“大罗过却三千岁，更向人间魅阮郎。”白居易的“上界女仙无嗜欲，何因相遇两徘徊？”便不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