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曾为谭贵人“披麻带孝”，溥仪又曾将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着溥仪的很多家事，所以，当时溥俭和毓萶就将谭玉龄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现在仍居住的西城区南官房的家里。

这样，在家中，我一直替溥仪默默地为“谭贵人”守着“灵”。

谭玉龄那风姿绰约的形象，以及那莺回啼转的娇音，也曾时或闯入我的梦中。更令我不安的是，她临逝世前的“谜团”，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多年来也没解开……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第四节“福贵人”的命运

往常，明眼人冷眼便看得出来，愁肠百结的溥仪自从“祥贵人”——谭玉龄去世以后，心情更是变得郁郁闷闷，而且时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来人哪!”……“拉下去!”……

这些令人心惊胆战的“旨令”，简直整天成了溥仪的口头语。

紧接着，不可避免的便是一场大打出手。他让手下人发狠地毒打手下人，如若不然，他便马上迁怒于旁人，使打人的人转眼间变成了被毒打之人。

总之，他一度仿佛失去了理智，变得更加暴怒无常。

显然，那时日本人为了控制溥仪，也试图从各方面来“驾驭”他。就在谭玉龄逝世不久，那个专门对付溥仪的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兼任伪满洲国宫内府“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便找到溥仪，五次三番地劝他娶一个日本老婆，又拿来了许多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照片，让溥仪从中挑选中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