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在民国抽鸦片烟固然是不良嗜好但是和今天的“吸毒”有本质区别。不少民国知名人士都有抽鸦片烟，比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就有此爱好。因此决不能把张自忠将军民国时期确实曾抽过鸦片烟和将军的人品、能力、历史贡献挂钩。

那么，张自忠将军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吸鸦片的呢?

兰台查过资料，西北军时期以及二十九军早期，张将军都无此爱好。最早能查到张将军开始抽鸦片烟的记录是在1935年年底——

1935年12月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伪蒙军李守信部突然要进驻长城以北的察东六县，并已向沽源、宝昌两县进发。代理察省主席张自忠守土有责，即下令当地保安团队抵抗。保安团长樊仑山率部击退了伪蒙军，守住了沽源，受到张自忠的嘉奖，但宝昌县的保安团长李克昌(张自忠任学兵营长时的老部下)却丢失防地，张下令将李扣押判刑。张准备调三十八师增援，阻止伪军进入察东，为宋哲元制止。于是，察东六县沦陷，当时称为察东事变。张自忠于10月开始代理察省主席，12月12日刚获实任，却已背上了丧失国土的恶名。

据著名历史学家李泰棻回忆“察北(长城以北都叫察北)有几个县被伪蒙军强占了，张自忠到我那里，神色失常，双目红肿，只是叹气，默无一语。我问他为了什么，他说：日本指使伪蒙军队，强占沽源等县，这明明是日军进行侵略，无理欺压。不打吧，我有守土之责;打吧，宋委员长又不准，军人又必须服从命令，硬打又属犯上，只有自杀，才是出路!”

可见，张将军是因察东六县丢失，收复失地又被上级制止;自己身背“卖国”骂名，为排解心中苦闷才开始吸食鸦片的。而且不久之后，张将军就醒悟过来，知道抽鸦片烟于事无补，很快就请日本大夫矢原谦吉帮助戒除。矢原在记录张自忠戒烟经过时是这么描述的“x师长屡次爽约…反观张自忠，虽亦一度成癖，而叱咤之间，立戒无余，固男儿本色也。”

况且张将军尽管这段时间染上这等不良嗜好，但是并未荒废军备。据《徐永昌日记》记载，二十九军退出平津后，在河北能认真做工事者，也只有三十八师，其余几个师对工事根本没有兴趣。张将军之操守可见一斑。

张自忠将军第二次开始吸食鸦片是在淞沪会战时期，当时他为顾全大局，在北京与日寇周旋，在当时抗战氛围下不为国人理解，面对滔滔骂名，张将军以吸食鸦片排解心中苦闷，实属正常。

张克侠在日记中记载了张自忠将军此时吸食鸦片的情况：“今往见荩忱(张自忠)师长，其貌憔悴，心绪不佳，闻已染嗜好，诚为可叹，宴安鸩毒真不虚也。余勉以自重自珍，来日方长，是非可明，彼有惜别之意。良将难求，余当助之。”

至于有人用《李宗仁回忆录》里的片段来指责张自忠将军，只要我们把李宗仁回忆录涉及张自忠将军吸食鸦片部分引用完全就可知真相究竟如何：

如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积习亦深，军中烟赌，习以为常。甚至张总司令本人及其部下师长刘振三等均有烟癖。他们沾染于旧社会的传统恶习，受毒已深，戒除不易，我也雅不愿当面训斥，使其难堪。一次，我亲赴襄河西岸荆门张部防地检阅，集合部队训话。略谓：我们军人在此国难期间，为国家、民族图生存，个人的生命均随时准备牺牲，难道我们还没有勇气与决心来维持军纪吗?但是烟赌两项，实是军中的大忌。这两项如不能戒绝，我们还说什么杀敌报国呢?训话检阅之后，我便离开张军他去，只望其闻言内疚，逐渐改正。

孰知张自忠是个血性汉子，他听了我谆谆开导，自觉惭愧万分。我离去的翌日，自忠便集合他的部队训话，以革除恶习，誓死报国的大义勖全军将士。最后，自忠大声问：“昨天李司令长官对我们的训话，你们听到了没有?”

全军将士大声同答：“听到了!”

自忠又问：“戒除烟赌嗜好，你们做得到，做不到?”

将士又大声同答：“我们做得到!”

自忠说：“我们要做，应先自我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做起。”便命副官将他的烟具拿出来,当众捣毁。并宣布，此后军中官兵有烟癖的，若不自动戒除，即依军法惩治。因而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原已发展至无可救药的烟赌两项恶习，数日之内，竟根绝无遗。而戒烟后的张自忠，未几竟身先士卒，战死沙场。凡此均可见中国军人坦率、忠诚的可敬可爱，以及“师克在和”一语意义的重大。

由上可知，李宗仁回忆录里这段关于张自忠将军吸食鸦片的记载其本意是赞赏张自忠将军革除恶习，誓死报国的大义，哪里是什么指责张自忠将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