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名：剥皮。

顾名思义，剥皮就是把人身上的皮肤剥下来。剥皮的过程就像是为了满足口福或者获取皮毛而剥动物的皮一样。剥皮常被用于拷问和惩罚犯人，通过犯人被剥了多少皮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在被拷问还是被执行死刑。剥皮是古时的一种刑罚，亚述人和明朝人曾经使用过这种刑罚。

剥皮，听到就叫人毛骨悚然，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凌迟。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脂肪，不好分开。另外还有一种剥法，可信度未知。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头顶“光溜溜”地爬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明末清初时期，明朝叛贼张献忠将人剥皮的事例很多。他大概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蓝玉被剥的人皮，所以他也对明朝的官员予以剥皮。他不仅使用了明朝皇帝曾经使用过的剥皮手段，而且还有不少独出心裁的花样。张献忠入蜀后动不动就拿人剥皮，而且大都是活剥。剥皮时，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脊背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问两侧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就像两只蝙蝠翅膀似的。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如果被剥的人当场致命，行刑的人就要被处死。3当时成都府彭县有个叫龚完敬的，本是崇祯十年(1637)进土，崇祯十六年(1643)因死了父亲回原籍守孝，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他表示降顺，被授予官职，但他心里不愿背叛明朝。张献忠想杀他，把他的仆人抓来问龚完敬每天在家中干什么。其中一个叫龚应登的仆人说，完敬每天五更时起床焚香祷告，不知祷告些什么，每天退朝回来只是叹气，不说一句话，过节时给祖宗绕纸后，记帐单下只写乙酉字样，不书大顺年号，等等。张献忠听到“不书大顺年号”这一句，勃然大怒，喝令刀斧手把龚完敬拿下，推出朝门，活活剥皮，并把剥下的人皮揎上草，晓谕四方。龚完敬的弟弟龚完淳、龚完敬熙及家属婢仆共一百余人同日处死。

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后来假降南明，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秦王。他也是个惯剥皮的能手。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1652)，孙可望杀了陈邦传，并剥下他的皮传示各地。御史李如月向永历帝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永历帝不敢得罪孙可望，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可望的亲信张应科知道了，就向孙可望报告，孙可望大怒，立即命令张应科把李如月抓来剥皮。张应科遵命逮捕李如月，绑在朝门外，又准备了一筐石灰，一捆稻草，放在他面前。李如月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个人告诉他：“这是揎你的草。”李月如叱骂道：“瞎眼的奴才!这草颗颗都是文章，节节都里忠肠!”不一会，张应科站住右边角门台阶上，传达孙可望的旨意，喝令李如月跪下，李如月又骂道：“我是朝廷命官，岂能跪听反贼的命令?”于是步行到中门，向永历帝居住的南宫行跪拜礼。张应科命令把李如月扒掉衣服，按倒在地上，用刀割开脊背的皮肤，直到臀部，李如月大叫道：“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喊着孙可望的名字痛骂。剥皮剥到四肢时，把他的手和脚都砍断，再把他翻过来剥前胸的皮，这时李如月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了，仍能听得出是在骂人，直到最后砍断脖子时，李如月才死去。张应科又指使从人把李如月的皮用石灰渍干，用线缝好，中间塞满草，送到北城门通衢上悬挂起来。后来孙可望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后来清廷封他为义王，并被封为汉军正白旗。

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用酷刑

满清统治时期对内酷刑之一，满清剥皮手段之多，僧格林沁围困连镇，太平军有被清军俘获的全被“剖视肠腹”。

1855年1月17日，东西连镇太平军出营攻敌，清军俘获“活长毛老贼二名，俱系江西人”，凶残的僧格林沁下令将“二贼扒皮处死”。

1857年1月30日，湘军知府吴坤修陷江西奉新县，“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见者无不凛凛”。

满清对酷刑应用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不失为满清十大酷刑。

第七名:割肉。

割肉也称凌迟。凌迟通常会对那些犯很严重罪的犯人使用例如：通敌叛国，谋杀双亲等。凌迟在不同地方有许多不同的叫法。凌迟其实是中国公元900年开始使用的一种刑罚，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通常犯人会被绑在公共场所的柱子上，然后犯人身上的肉会被一片片割下来，至于具体如何操作的在古代文献上没有记载因此凌迟在不同地方的具体实施过程都不一样。后来在实行凌迟的过程中会使用麻醉药，也许这是对犯人的仁慈或者只是为了不让犯人在凌迟过程中晕过去。凌迟主要在三个方面惩罚了犯人：首先是对犯人心理的羞辱因为需要被展示在公共场所，再来是对病人身体上的折磨，最后是对于病人死后的羞辱。在一些剥皮时，还会对犯人实施肢解，例如：切割，撕扯，拉扯，斩断以及其他一些分离犯人身体的方法。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共需要用三万六千刀，并且要在最后一刀处死罪犯，方算行刑成功!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参见本书《杂刑》)。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