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常会用到“大赦天下”的手段。《尚书·吕刑》中也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的说法，可见在上古时期，宥赦制度便初具初始形态了。

所谓“赦”，即免除刑罚，大赦天下只是其中一项；此外还有“曲赦”，即赦免部分地区罪犯的刑罚。至于“宥”，则取“宽宥”之意，意为减轻刑罚，从宽处理，如朝廷发“德音”，就是对重刑犯进行减刑、对轻罪者进行释放。

两汉以来，儒学大兴，据相关统计，两汉共赦218次。及至汉末三国，无论是曹魏、东吴，还是诸葛亮之后的蜀汉，皆曾多次恩赦。唯独诸葛亮执政期间，却极少言赦，只有蜀主刘禅即位当年才出现了一次。诸葛亮气度恢宏，世所共知，可他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上图_ 诸葛亮

一、诸葛亮“赦不妄下”

诸葛亮对大赦的态度，见于《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丞相亮时, 有言公惜赦者, 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宜于治！’”

诸葛亮出身名门，通晓儒学经典，但又不是一个标准“儒生”。其一生所学庞杂，颇有法家、名家、纵横家、道家等学说的影子。在蜀地时，诸葛亮曾担任太子刘禅的老师，为其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等各家典籍，还传到了刘备耳中。申不害、韩非子为先秦时期的法家代表，管仲又是诸葛亮的“偶像”之一，诸葛亮不言赦的做法，显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上图_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

韩非子曾云：“今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自古以来，刑与法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措施。一旦国家疏于刑罚，习惯用大赦来维护其统治，奸邪之人就会趁机作乱，侵吞良善之人的利益。换言之，国家频繁宥赦，小人犯罪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而这种约束一旦降低，拥有权力与武力的豪强地主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公然践踏法律。时间一长，不仅会导致社会动荡混乱，也会大大降低官府的公信力。

这绝非是妄言。东汉桓帝时，社会昏暗，朝堂不得不经常大赦，以达到树立恩德、强化皇权的作用。当时，有个名叫张成的术士，因“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其实，所谓的“占卜”只是一种借口，按范晔《后汉书》与《太平御览》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张成正是宦官集团的附庸。利用自身职业的特殊性，张成可以轻松接触到把持朝政的宦官，然后利用“大赦”做文章，或攫取私利，或杀人泄愤。

上图_ 郑玄（127年8月29日—200年）

面对这种行为，别说其他人了，就连陈纪、郑玄这样的儒道宗师，都“曾不语赦”。而这，正是诸葛亮用来反驳朝臣的一个有利论据。此处所言“不言赦”，正是刘备与他共同制定的基本国策，不容动摇。君不见，刘表、刘璋虽然善待部属，但仍有不少豪强暗藏异心，意图颠覆他们的统治，以致政局愈乱。

《管子》云：“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胜其福。”诸葛亮自比管仲，深受其说影响，对此观点深以为然。裴松之注引“郭冲条亮五事”其一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诚然，诸葛亮以法治蜀，招致了不少非议，就连法正都劝说过他。然而，诸葛亮始终都认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并再次强调了“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的观点。

上图_ 法正（176年－220年），字孝直

这种颇有法家手段的执政理念，与曹操25年未曾一赦倒有异曲同工之妙。说白了，东汉后期以来，日益膨胀的豪门大族已掌握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资源。魏、蜀、吴三国建立时，虽得到了豪族地主的支持，但为了巩固皇权，曹刘孙三家也仍要采取各种办法对其进行抑制。

这是因为：频繁的大赦，显然会破坏法制的公平；而法纪一旦松弛，就会助长这些豪门大族的嚣张气焰。乱世须用重刑，为今之计，只有一视同仁，限制他们利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来干预社会的正常运行。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

上图_ 刘禅（shàn）（207年－271年），即蜀汉怀帝

二、蜀汉后期何以大赦

蜀汉自建立以来，到诸葛亮去世，期间只有两次大赦。一次是刘备登基，一次是刘禅登基。从某种程度而言，大赦其实是皇帝的特权，是他们用来强化皇权、彰显自身权威的关键手段。故天子践祚，常通过大赦天下来表现其统治力。

也正因大赦是皇帝的“专利”，所以诸葛亮就算想要大赦，也不能“越俎代庖”，直接跨过刘禅来做决定。在此情形之下，诸葛亮才会搬出先帝刘备为他“背书”，以证明其无意染指“大赦”这项权柄。只可惜，诸葛亮去世后，开始掌权的刘禅并没有他这种强力手腕掌控朝局。故在此之后，蜀汉便经常见到大赦了。

上图_ 蜀汉宥赦表。来源：陈俊强《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

如上图所见，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共进行了十二次大赦。且不难看出，伴随着大赦而进行的，是一次次的政治、军事行动或星象灾异。这不由令人联想到，东汉后期桓、灵二帝在位时，朝政渐乱，皇帝几乎一年一赦，如此高的宥赦频率，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政治的黑暗。同理可知，蜀汉后期的大赦，亦是刘禅对益州本土势力的一种变相妥协。

陈祗、董厥、诸葛瞻执政期间，“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以致政刑失和，人心向背，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土著势力抬头，并趁机鼓吹“投降论”，引起朝局内外一片动荡。

上图_ 谯周（201年－270年），字允南，巴西郡西充国县（今四川西充县槐树镇）人

在此情形之下，蜀汉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执政长官与地方大族、平民百姓与大族之间的矛盾，都需要一次次的大赦来进行暂时性的缓解。而这，正是刘禅不得不频繁使用恩赦手段的根源所在。

只不过，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虽暂时缓和了政局，却在无形中再次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益州土著更加肆无忌惮，进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