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开始,王明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卢福坦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迅速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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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康生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一个国家自身实力软弱,就必定会被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欺凌。拥有着绝对实力的国家永远不会跟弱小的国家来讨论外交,所以,讲道理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同等实力的国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