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一个国家自身实力软弱,就必定会被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欺凌。拥有着绝对实力的国家永远不会跟弱小的国家来讨论外交,所以,讲道理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同等实力的国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