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长期供职粤军，历经多个层级，对粤军状况可谓了如指掌。他详细讲述了粤军的征募、训练、薪饷、伙食、衣着、武器、奖惩、通讯、情报、补给等方面的状况，有趣的是，他提到，当年“当部队奉命驻守某地时，士兵会自己饲养猪与鸡，栽种蔬菜，以改善伙食”（18页），看来部队自力更生在中国也是其来有自。当然，他也没有讳言：“每当商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想设立一些番摊（赌桌）或烟榻，允诺每月缴付一笔贡金，我就答应了。用这一方法，我赚了一大笔钱。”（41页）坐地分肥，这就是当年军人的常态。
成为国军后，张发奎从旅长做到国民党临败退前的陆军总司令，风雨沧桑二十多年。对每个时期国军的状况，张发奎都有回忆，他回忆北伐时期，“民众为我们当挑夫、当侦探、抬伤员。烧水煮粥，也帮助我们破坏铁路。有时他们收取酬劳，但有时也会自愿提供服务”（59页）。这样的状况，历史研究者常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对抗战时期后勤供应的回忆，尤具意味。
抗战爆发后，中国不仅军事上受到强大压迫，后勤系统要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也相当艰难。张发奎提到：“士兵每月有两元医药费，但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有时冬天过去棉衣还没有运到，士兵只好挨冻。随着战事的持续，士兵们的情况无疑日益恶化。”（228页）1941年，鉴于粮价飞涨，军粮购办困难，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即将原来的货币纳税改为农产实物交税。这一改变，张发奎认为最大的成效就是避免了军队与民众的冲突。因为“部队的食米供应方面，由中央向各省规定每年应征粮的总数，各省主席再将征粮数摊派到属下各县，然后保长告诉民众把应缴粮食送到县政府，由县府报给行政专员，后者依次呈报省政府。省政府交给我一张全省各县的征粮统计单，我将食米定量分派给军级单位”（236页）。军粮供应，由军队和地方政府接洽，军队不再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避免了军民关系因此恶化。
作为读者，对张发奎所述这样一种制度的改变特别注意，是因为当今的普通读者乃至史学研究者，对当年许多制度的演变及其后包含的意义，缺乏足够了解，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口耳相传的讹论长期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很少有人能够耐心对当年实际运作的状况做细致入微的考察。作为一个口述访谈，能够花这么多的篇幅谈论这些话题，足可见访谈者的精心、关怀和训练，而张发奎作为一个相对单纯的军人，其回忆也颇具参考价值，值得阅读者认真对待。
一部访谈不可能涵盖一切，能够在访谈中尽可能挖掘出访谈对象潜藏于心中的历史秘辛，已经难能可贵。这部访谈面对历史的态度，可以部分纠正笔者已经形成的对回忆录深刻疑虑的偏见。在诸多自吹自擂的回忆录的汪洋大海中，这部回忆录告诉我们，毕竟，回忆录也还是可以这样写的。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