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大同（今山西大同）巡抚上奏朝廷，说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将渡过黄河、大举内犯。经过商议，朝廷决定派兵部侍郎刘源清为总制（相当于总督），领兵前去抵抗。外敌来犯，朝廷如此部署也算应对得当，万万没想到，这一看似稳妥的方案在执行中出了大问题。
当年十月，大同总兵鉴于大同辖下的天城防务不足，便提议在天城左边疏浚壕沟40里，用来阻挡蒙古骑兵。刘源清对此颇为赞赏，批准了，但急性子的他只给了大同总兵三天的施工期限。这可难倒了大同总兵。
接到命令之后，大同总兵只好玩命地赶工期。大同士卒稍有懈怠，大同总兵就鞭子、棍子齐上阵，大同士卒不堪其辱，竟在几个胆大之人的带领下发动了兵变。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先杀了大同总兵，又包围了大同巡抚的驻地。大同巡抚被吓得仓皇而逃，连最重要的巡抚符印及敕书都丢给了叛军。大同兵变再次爆发（嘉靖三年，大同已发生过一次“五堡之变”）。
得知兵变后，身为总制的刘源清非但没有及时采取安抚措施，反而强硬地表示：“哪怕是大同士兵全部参与了叛乱，也要按照朝廷律法来办，必须发兵讨之。”刘源清之意得到了兵部尚书的支持，嘉靖便诏命刘源清与大同巡抚“相机抚剿之”。
刘源清之所以会非常强硬地表示即使杀光大同所有士兵也要镇压住这次大同兵变，其信心来自他14年前的一次平叛经验。
二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领兵叛乱。此时，刘源清正在宁王叛军东进的必经之地当县令，宁王便派自己的小舅子领兵攻打。为了阻挡住东进的叛军与宁王率领的叛军主力会合，刘源清早早做好了准备：在城头竖立一旗，上面写着“誓死报国”四个大字，表明了自己与宁王势不两立的态度。
明朝建立后，曾经是泉州市舶司提举，也是泉州最大的富豪蒲寿庚已经去世七十多年。然而，明朝人将蒲寿庚掘坟鞭尸三百，朱元璋更是将蒲寿庚家族称为“余孽”，除了全部充军，还命令“为娼发奴，世世不得登仕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