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过三代”：荣氏家族跨越百年的兴盛之谜

2005年底荣毅仁去世时，荣氏家族再次高调跃入人们的视野。这个富豪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一百年中经历了从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震荡，并在每一种格局下都显示出高超的生存智慧，甚至让人感到了神秘。

荣毅仁向毛泽东介绍纺织产品

曾经有人这样总结荣氏四代的业绩：第一代白手起家；第二代另类传承；第三代隔代创业；第四代厚积薄发。这个家族似乎有一些始终延续的基因，很难言说，但是极为蓬勃旺盛。荣氏第一代的荣德生在创业艰难之时曾经说过一句：“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所谓人心、世道，甚至在政权的更迭中，对商人来说总是有可循的规律。这种规律带着荣氏家族几代人，从无到有，和各种政治力量周旋、妥协、融合，在巩固财富的同时走向权势。荣氏第一代的两位兄弟出身草根，并没有接受过很多教育，对政治也敬而远之，全凭商人的禀赋一心谋取企业规模和资本规模的扩大。在抗日战争期间，荣氏的主要企业也并没有和国民党政府一起西迁，而是留在上海，在战乱中险境求生，反而取得被后人称为“孤岛繁荣”的丰厚利润。但荣宗敬却也因为加入了一个伪政府组织而大受诟病，负气出走香港，客死他乡。

荣氏家族命运最大的转折点是1949年。如果不是因为荣德生坚持留在大陆，即便事后像其他大商人一样被周恩来从香港劝转回来，荣氏的地位和待遇可能就远远不及了。如果荣氏就留在香港，那么可能就是另一个唐英年家族。这个主动留下的选择为荣家赢得了毛泽东“中国民族资本第一户”的赞誉，并且使荣家最大程度地得到保护。当然，留在大陆的岁月对荣家来说意味着许多颠覆性的改变。解放初期，毛泽东曾经对荣毅仁说：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1954年，38岁的荣毅仁将荣氏在大陆的企业全部交由公私合营。但25年后，荣毅仁重新变成了“荣老板”，执掌中信。又过20年，荣毅仁成为《福布斯》富豪榜的大陆首富。此后他的位置由他的儿子荣智健来取代。

荣家历史上的起伏无不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却总有荣家自身不变的哲学——不论在哪个时代中，荣家的主脉总是表现得非常柔韧，他们从不惮于屈就和妥协，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代或政权下拦腰折断。荣氏第一代的兄弟二人中，兄长荣宗敬性情豪放，大有气魄，但也很刚烈，经常为不肯屈就而愤懑非常。而荣德生显得保守谨慎，但更长于打理关系，更善于在逆境中向人求得帮助。他的那句“世道不变”最好地诠释了一种商业哲学。剖去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表象，商道最核心的规律却没有变化。这种世俗的智慧或许不如理想和壮志那么绚烂，却显然比后者更加持久和圆融。

荣毅仁和邓小平

荣氏第一代早年的惨淡经营

荣氏兄弟起家时和同时代的许多商人一样，出身草根阶层，白手起家，全靠求生的意志和毅力摸索。

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荣家的祖先种稻植桑，务农传家。到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时，荣家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乱中失去了除荣熙泰之外所有的男丁。14岁的荣熙泰只得收拾行装，辗转南下广州投靠族亲。幸而得人提携，成为“磨刀口厘金局”(相当于现代的税务局)的一名管事。十年后他回乡与石氏成亲，育有二子二女。这两个儿子便是后来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氏发家的第一代。

荣宗敬7岁入私塾读书，生性好动，大有敢作敢为之风；弟弟荣德生小两岁，性格与哥哥不同，有些拘谨内向，胆小木讷，3岁才开口讲话，9岁方入私塾，曾被街坊谑称为“二木头”。荣熙泰每从广东回乡探亲所带回的器物和消息，就是荣氏兄弟接触到的最初的关于外界的知识。因为出身草根，世代务农，兄弟二人似乎也并没有科举的志向。14岁时，荣宗敬效仿父亲当年，一个包袱便去到上海，在一家铁锚工厂开始了学徒生涯。

荣毅仁和江泽民

不到半年时间，荣宗敬因为伤寒，大病一场，卧床不起，被他的母亲接回无锡调治。几个月后，总算病愈，但是发育受到影响，从此个子矮小而显得脑袋硕大。病愈后不久，荣宗敬再次来到上海，在永安街上的源豫钱庄当学徒。几年后，他已经能够在钱庄中独当一面。而与此同时，荣德生也在上海短暂地当过学徒，然后南下广东去给他们的父亲当帮手。

1894年甲午战争后，荣宗敬所在的钱庄在战争中损失巨大，资金无法回笼，宣告倒闭，使荣宗敬陷入失业的困境。荣宗敬在无锡家中蹉跎一年，为生计前途惆怅不已。若干年后他回想起这段岁月，在《宗敬阅历谭》中描述当时的困顿：“人当赋闲无事，守株待兔，日则仰屋兴哇，书空咄咄，夜则槌床反侧，短叹长吁……”

就在荣宗敬蹉跎彷徨时，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从广东卸职回家了，原因也与甲午战败后洋务派受挫、商业萧条有关。父子三人同时失业赋闲，难免困顿。最后三人商议利用三人在金融业的共同经验，自办一个钱庄。1896年，父子三人集资3000两银子，自备1500两，在上海鸿升码头租了间房，办起了广生钱庄。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账。3个月后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可惜半年未到，荣熙泰就病逝了。此时荣宗敬23岁，荣德生21岁。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去本钱，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氏兄弟只得咬牙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不久清政府改发行新银元，广生钱庄利用洋厘行市的涨落，逐渐获取盈利。他们开始利用钱庄资金经营收蚕业务，由于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荣氏兄弟在中国早期企业家的系谱中可算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荣氏兄弟步入商界的时候，年近花甲的张謇正在愁云惨淡地筹措南通的大生纱厂，平步青云的盛宣怀正在江西经营萍乡煤矿，而北方的周学熙此时正在开平矿务局当一个说不上话的总办。至于后来的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此时都还在少年时代。

荣毅仁和胡锦涛

靠四台石磨起家

荣氏兄弟的事业真正壮大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是执著和善于用人总是经营成功最基本的因素。在取得第一个硕果时，兄弟两人不分红利，用于再投资，这是荣氏家族经营从一开始就具备的雄心和热情。

1899年，荣德生应姑夫朱仲甫之邀再次南下广东去管账。广东是晚清时期中国开放的窗口，此间的商业文明令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广东有许多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纷纷出版，也给荣德生许多启发。第二年，荣德生回到上海，便和荣宗敬商量创办实业的想法。两人经过一番审视，认为面粉是一个大有利润的行业。他们推论的依据是：外国进口物资中以面粉最为大宗，即便有战乱时销路也不受很大影响；而荣宗敬则在钱庄的业务中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多。另外，清廷当时给予面粉免税的待遇，因为据说面粉是“洋人的食粮”。

当时中国境内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4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所以一家一家前去登门拜访。但是各个厂家都“技术保密”——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经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走一圈，不准参观关键的轧粉车间；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荣氏兄弟只得将各处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为了节省资金，他们托瑞生洋行代买了四台法国石磨，相应地配上英国的机器，采用60匹马力引擎，作为一个性价比最佳组合的选择。荣氏兄弟的姑夫朱仲甫早年在广东担任税务官，由他帮助集资3.9万元，并由他出面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同时申请10年的专利权。兄弟二人的分工分别是：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1901年3月，荣氏的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破土动工，此处三面环水，原料可以从水路直接运进工厂，成品也可以顺利运出。

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所以一动工便引起全城轰动，而且这种轰动并不友好。

无锡当地的一些守旧乡绅向县衙投诉，说荣德生建厂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科举无望云云。县令便下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荣宗敬当时心气甚高，认为有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的批文，无须理睬乡绅县令。但事实证明，地方势力的阻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料想。整整延宕一年，忙于应诉，直到1901年底，才在刘坤一的高压命令下得以通行。荣德生后来便感叹说：“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我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可是不靠官场、不依赖乡绅就一事无成。”这句话中的“乡绅”应该就包括这一节。

1902年3月，保兴面粉厂终于建成，投入生产。到1902年底，全国开工的面粉厂共12家，其中8家是中国人投资创办的。保兴面粉厂在当时是规模较小的一家，仅有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和2道粉筛。全厂雇用工人30多人，一整个昼夜也只能生产面粉300包。虽然规模很小，但这就是日后整个荣氏家族财富的发祥地。

保兴面粉厂的面粉销路在江浙并不理想。一则江南主食大米，对面粉的需求有限；二则输了诉讼的乡绅们不甘失败，散布谣言。这些谣言也充满了乡土色彩，比如：“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又比如：“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结果没有人愿意买保兴的面粉。荣德生便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合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但是南方毕竟不是面粉的大市场，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而荣氏兄弟自小生在南方，对北方市场一无所知。

就在此时，荣宗敬遇到了恒来油麻店专门在北方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两人攀谈中，王禹卿表示有能力将保兴的面粉销到山东以北，乃至东北各省。荣宗敬当下便以4倍的薪水，外加10%的佣金向王禹卿下聘，将北方的销售事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禹卿在北方经营多年，与北方的商户已经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保兴面粉很快在北方市场打开销路，库存得以缓解。王禹卿被任命为销粉部主任，月薪也随之翻倍。

办厂两年后，当初的发起人之一朱仲甫决定抽出股金。怡和洋行的买办祝兰肪听到消息，立即托人转告，表示他愿意独资购下保兴。荣氏兄弟不肯放弃，于是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一方面也接受了祝兰肪的部分新股，扩充资本。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也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担任批发经理。

真正的契机从战争开始。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要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不再为销售发愁，却为产能发愁了。他们一改过去的谨慎作风，以最快的方式，不惜借款分期付款，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190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此事让荣氏兄弟第一次体会到了规模化经营的妙处。对于个性豪迈、乐于冒险的荣宗敬更是如此。荣宗敬后来曾经说，凡事必争做到第一。为了迅速达到规模，荣氏不惜高额借款。荣宗敬甚至说，如果我不再借钱，那便是我真正有问题了。

在此后很多年中，荣氏兄弟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把利润尽可能多地用于再投资。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民族资本带来的黄金时代之后，到1921年荣家的工厂从1家增加到12家，产量占到本国面粉厂产能的31.4%。即便算上外商的面粉厂，市场占有率也达到了23.4%。荣氏兄弟也就当之无愧地被誉为“面粉大王”。

荣氏企业集团的规模和欠债

荣宗敬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荣氏企业规模的飞速膨胀建立在高风险的借贷之上。这既使荣氏企业因为规模而稳固，同时也陷入易受攻击的高负债境地，尤其当官员有觊觎之心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民族工业来说是一个春天。由于来自海外的工业品骤然减缩，促使中国的实业家们加紧创办中国自有的各种产业，并从中快速实现利润。棉纱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行业之一。早在清朝末年，张謇、盛宣怀等人就已经在江南大力兴办棉纱厂。后来周学熙又在北方创办了颇具规模的棉纱厂。荣氏兄弟在“一战”中见棉纱利润丰厚，也向这个行业大举进军。

此时荣氏兄弟通过面粉厂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产，开拓的魄力自然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言。1915年后，荣氏面粉的根基已稳，已经执全国之牛耳，于是腾手出来，集资30万银元在上海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建立申新纺织第一厂(简称申新一厂)，荣氏兄弟占股60%，由荣宗敬任总经理。当初办面粉厂是一鼓作气，迅速增量，占据规模上的优势。棉纱厂延续了同样的风格，从1915年到1931年的16年间，接连从申新一厂办到申新九厂，蔚为壮观。

进入30年代，荣氏第一代的企业集团逐渐成形。至1931年，荣氏拥有21个工厂，即茂新面粉一至四厂、福新面粉一至八厂和申新纺织一至九厂，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产能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棉纱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

这种快速扩张一是局势使然，二则是由荣氏的性格所决定。荣宗敬自小便大胆外向，敢作敢为，创业有成之后更加豪迈大胆。荣氏每建成一个工厂便抵押出去，用获得的贷款再办第二家工厂；新厂建成后又再抵押出去，继续获得贷款……如此反复，如“滚雪球”一般，企业自然在短期内便急剧壮大起来。为了顺利得到借款，荣氏积极入股金融界，成为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大股东，另外还在许多钱庄搭股。荣宗敬曾说：“搭上1万股子，就可以用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根据1932年的统计，申新公司的借贷资金是自有资本的2.5倍。可见荣氏扩展步伐之切。

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在上海相对安全稳定的商业环境中，这种扩张模式相当有效。荣宗敬的名言是：“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荣德生虽然较荣宗敬沉稳谨慎，但对于举债经营却有共识：“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荣氏一共办了21家工厂，其借贷资本已经远远超过自有资本。荣宗敬说：“我虽没有钱，人家肯借欠给我，我就要借。”在当时的企业家中，略年轻一些的刘鸿生和荣宗敬的风格有几分相似。刘鸿生早年是开平矿物局的买办，从销售煤炭起家，后来又成为火柴业的领军者。刘鸿生发达比荣氏兄弟大约晚10年，但是和荣宗敬一样，刘鸿生的风格就是大举借贷，广泛投资，建成一个“刘氏托拉斯”。结果是刘鸿生和荣氏一样都遇到了资金链的问题。

进入30年代后，荣氏所经营的产业，如面粉和棉纱都受到外国倾销的严重挤压。当时有不少商人投机棉花原料生意，以致棉纱原料价格高涨。加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失去了东北市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申新系统有七家工厂先后被炸而停工。荣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到1934年6月，申新资产共值6898.6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9万银元。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因为荣氏负债太多，不肯继续贷款，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不再给予借贷。风声传出，人心惶恐，江西路荣氏的办公大楼内有债主通宵逗留催债。荣德生从无锡带着大笔有价证券连夜赶赴上海，与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商量抵押贷款。后来又加上部分工厂的固定资产，以600万作担保，方贷得500万元，算是暂缓燃眉之急。

在荣氏发展的过程中，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曾经出现几次危机。20世纪20年代北伐战争之前，荣宗敬与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有过交往。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由财政部明令发行“二五库券”。荣宗敬当时是上海纱联会会长，而纱联会被要求认购50万元债券。荣宗敬以“无力负担”为由拒绝。蒋介石便以“依附孙传芳”之由下令通缉荣宗敬，查封荣宗敬家产。当时纱联会的副会长穆藕初(后文将做专门章节详述此人)、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都曾劝说荣宗敬让步，后来又托同为无锡故里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斡旋，荣宗敬最终认购了债券才算和解。此后荣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所缓解，基本在立法范围内得到解决。

但是到荣氏最为困难时，国民政府的官员又觊觎荣氏的企业，试图吞并。国民政府实业部对荣宗敬的申新系统纱厂作了一番调查(时任实业部长为陈公博)，提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将申新定为“资负倒挂”，也就是说申新实际上已经破产，须由债权人接管。实业部开始对外放出“收回国有”的舆论。荣宗敬当下表示要抵死抗争：“实业部想拿300万元夺取我9000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

好在陈公博属于汪派，蒋派“四大家族”与之有隙，加上吴稚晖代为说情活动，于是改由孔祥熙再派人来调查，结论改为“资负相抵”。虽然陈公博的定论推翻了，但宋子文提出，要由几家债权银行暂时代管申新。据说当时宋子文私下打算吞并申新，所以请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后文将有专门章节详述此人)密谈，希望上海银行以债权人的身份“整顿”申新。陈光甫与荣氏多年交情，不愿乘人之危，夺人资产，但也不能与宋子文正面冲突，就巧做周旋，使宋子文放弃了吞并申新的想法。

又过一年，到1935年，汇丰银行与日商联合，不顾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和法院的干预，打算强行拍卖申新七厂。荣氏上下呼吁，职工誓死反对，舆论纷起声援，汇丰慑于民气，不得不取消拍卖，续订借约。1936年，棉花丰收，纱布畅销，纺织业骤然起色，申新终于转亏为盈。

“孤岛繁荣”和巨大损失

荣氏兄弟对蒋介石并不信任，所以日军入侵之后，他们没有跟随入川。留在敌占区的企业在抗战早期曾经有短暂的繁荣，但代价是很大的。

荣氏的振兴计划尚未实现，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很快沦陷。对商户来说无非两条出路，或者留在上海租界内，或者随国民政府西迁。当时蒋氏政府亟需工商界的支持，对工商界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刘鸿生在内的许多巨商都开始向内地迁徙。但荣氏却不外逃，亦不内迁，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观诸荣氏的这个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国民政府有龃龉在先，对蒋氏未必信任；另一方面，留驻上海的确有不少赚取利润的机会。

对荣家来说，1937年之前的战争一直都意味着机遇。从八国联军入侵一直到“一战”，所有的经验似乎都告诉荣氏，战争可以化不利为有利。事实也证明这个经验并不完全错误。荣家的确在抗战中获得了一段短暂的“孤岛繁荣”，甚至还清了战前所有的债务。但是这场战争毕竟不同于过去的任何一场，荣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极为沉重，甚至包括荣氏兄弟中荣宗敬的生命。

战争爆发后，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申新总公司于1938年10月委托斯班脱(Graham Spainter，Ltd.)作了一个恢复旧观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中，仅申新一、八两厂损失的固定资产和间接物损合计超过了500万元。但荣宗敬和荣德生二人仍然决定固守。荣家只有一小部分企业迁往了内地——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掌管的位于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对于“申四”、“福五”的内迁，许多股东是反对的。原因是追随国民政府迁厂入川，意味着要接受蒋介石的统制经济政策，再加上西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前景不明。当时荣氏企业内部甚至有“宁弃之江中，不愿迁之于川”的说法。主持内迁的李国伟也受到了荣家的责难。而在国民党政府方面，正需要大量民族企业以充实后方。很快国民政府下达指令：荣氏在武汉的工厂必须要拆。宋美玲还亲自造访武汉的荣家企业，表示“如果不拆就毁掉”。无奈之下，荣家最终同意将“申四”、“福五”厂拆迁入川，1939这两个厂先后在重庆复厂。

与蒋氏政府龃龉日增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官员变得更加无序和贪婪。荣德生被特务绑架，荣宗敬的大儿子被逮捕关押。这些痛苦的境遇都为解放后荣氏主动留在大陆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15日晚上9时，荣德生在上海的家中听到广播中传来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71岁的荣德生迫不及待地与妻子一同走到街上，加入欢呼的人群。荣德生在自传《乐农自定行年纪事续编》中，用8个字形容了这一幕：“人山人海，欣喜若狂。”

抗战既已胜利。荣氏一家摩拳擦掌，准备重整旗鼓，除了恢复被日军破坏的各厂，还计划开设天元实业公司，创办天元综合纺织厂，并准备在常州、江阴、沙洲等地围垦大批沙田，作为棉花原料基地……

但是看起来荣德生的壮心很难实现。晚期的国民政府已经十分腐败，法制混乱，由特务参与的绑票暗杀猖狂一时。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在三儿子荣伊仁、女婿唐熊源的陪同下，从高思路(今高安路)家中出来，登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上班。刚到弄堂口，迎面蹿出3个人，手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强行拦车，先把荣伊仁、唐熊源赶下车，将荣德生劫持到一辆军车上，飞驰而去。

一个星期之后荣家接到绑匪的电话，索要100万美金。后来几番谈判，要价降到50万美金。荣家不敢报告警方，暗中筹措了50万美金。5月27日下午，一辆标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直驶到申新二厂，车内只有一个司机。司机不慌不忙地取走了荣家事先准备好的两皮箱钱。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荣的女婿唐熊源家。荣德生老泪纵横，哀叹不已！此案轰动一时，号称抗战胜利后全国最大的绑票案。

案中有许多警匪勾结的痕迹：绑匪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绑架和取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来连生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绑匪甚至还选中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作为交接地点。一时坊间众议纷纷，消息传到蒋介石处，蒋大为恼火，责令严查。到8月4日，警方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真相”，承认“参加绑案之匪犯，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汽车系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得”。但舆论却认为内情是，绑架荣德生的正是毛森本人。此案逮捕15人，8人被判处了死刑。但荣家的风波并未结束。

破案之后，荣家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其余钱款中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毛森，绑匪线人已经买下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此外荣家又送给警方8万美元作为酬谢。但是警方此后又数次索要酬谢，不仅要去了发还的13美元，荣家还另外又“酬谢”了他们十几万美元。据说军统的王新衡一人便拿去了15万美元，外加一栋小洋楼，位于现在常熟路靠近延庆路口处。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气急说道：“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事情至此仍未结束。荣氏在此事中露了家底，引起了各方的眼红。各地官员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巨款”捐献出来。荣氏故里无锡县长致函荣德生，要荣德生捐款“救济流亡，使千万人得沾实惠”；江苏省政府主席要荣德生捐款建造无锡青年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要荣德生“将全部款项捐助公益……请于该款中抽提一部分，资助本会作为基金”……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不少个人也一再纠缠，荣氏不胜其扰。

荣德生在《乐农1946行年纪事》中对这件绑架案的说法是：“实则起意者为黑心商人，利用匪徒，原拟将余灭口；幸匪以金钱为重，余尚得以生还……余为心存厚道起见，不肯发人阴私。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荣氏与国民政府仍然龃龉不断。绑票案不到三年，荣家又遭遇一起大案——“荣鸿元私套外汇案”。

荣鸿元是荣宗敬的大儿子。其父逝世后，荣鸿元继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1948年8月19日，蒋氏政权孤注一掷，实行全国经济管制，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全国强行推行金圆券，要求民众将手中金银外汇全部上缴，兑换成金圆券。此事由蒋经国实施。当时的富商几乎人人都有外汇。但荣鸿元之前对蒋氏的经济政策颇有微辞，更成为蒋经国的抓捕对象，被关进杨树浦看守所77天。11月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取消外汇限令，而荣鸿元经“特种刑庭”审讯，以“违反汇兑区域限制命令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2年，交了100万美元释出狱。荣鸿元一度情绪极为低落，不久便将资金转往香港，后来在巴西长年经营，成为当地华商领袖。荣德生后来在《乐农1948行年纪事》中写道：“十月下旬，大侄荣鸿元忽因私套外汇、囤积居奇名义被捕，在狱中花费不赀，精神、名誉、物资大受损失。侄之不慎，法之不法，可悲亦复可恨！天下之乱，从此始矣！”

文章摘自《国商》当代中国出版社作者：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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