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对金人劫掠的情形多有描述，对民众的苦难也有令人刻骨铭心的述说。《宋史》卷二十三曰：“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笔记《三朝北盟会编》引《燕人麈》云：“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娼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战争对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打击太大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祸国殃民的程度胜于天灾。
北宋王公贵族沦为阶下囚
一个国家的毁灭，首当其冲的遭殃者当然是平民百姓，但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也难有和平之日。经济脆弱可能遭受入侵，政治腐败也可以导致战争，宋廷汲汲于小事，却对影响全局的大事不愿采取有效对策，要想不败，难乎其难。
不过，对宋廷来讲，踏上正确道路也不易，所谓积重难返。只以党争而言，钦宗时代仍然延续着前代的内耗，没有除旧布新，没有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当时的官僚集团承继哲宗、徽宗以来朋党倾轧的余绪，党同伐异的陋习不断加剧。典型的是朝廷对李纲的态度。李纲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他却一再遭到弹劾，先是说他“冒内禅之功以自名”，“假爵录以市私恩”等等，后来又把他与蔡京联系起来，称他“卵翼于蔡氏之门，倾心死党”，结果这位“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报国者被罢免。李纲被贬，功高震主是一个因素，但他为蔡京所荐引，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李纲一人，凡为蔡京、郑居中、王黼所引荐过的官员都遭到了排斥。其实，这些官员并非都与蔡京等人一路货色，不少人是很正直，很具才能的。党争导致统治集团人事多变，反应迟缓，严重地影响了最高统治集团对军国大计的决策。宋钦宗即位后的三个月内，“凡用四宰相，九执政，列侍从者十余人”。吏部侍郎程振云：“柄臣不和，议论多驳，诏令轻改，失于事几。金人交兵半岁，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战之说未一故也”。
昔者，王安石曾批评“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弊在何处呢？王安石清楚，宋朝所有的皇帝也都知道。然而，知道了而不改正，比不知道还糟糕。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但北宋建立后，却抛弃了长安，而选择无险可守的开封作为自己的都城，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解答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