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时代东北军派系的发展
在奉军三派中，老派地位最高，但能力最差；士官派平时围绕张作霖充当幕僚，战时充当前线统兵官，控制着奉军的指挥中枢，处于“挟天子，令诸候”的地位，但缺少实际兵权；学生派地位最低，多是旅、团长和下级军官，但却是真正掌握着部队的带兵官。三派各有特点，互相制衡，张作霖正是利用三派矛盾分别加以控制，从而驾驭整个奉系的。然而随着奉系势力的不断扩大，三派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改变奉系发展轨迹，并对九一八事变造成影响的郭松龄反奉事件。
张学良子继父业之后，于1928年底率奉军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从此习惯上被人们称东北军。在东北军时代，其内部派系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是老派的分化。当张学良继承东北军政大权的时候，老派中的吴俊升、孙烈臣已死，阚朝玺、汲金纯淡出军界，剩下的代表人物只有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和张海鹏、于芷山等人。这其中，除了张作相因力保张学良继位而深得张的信任与重用外，汤玉麟、张景惠因有过叛离张作霖的经历，已不为张学良所信任，而张海鹏、于芷山等人本就不是张作霖嫡系，所以张学良对这些人采取的是置之高位，削其实权的政策。表面上张学良任张景惠为东省特别区长官、汤玉麟为热河省主席、张海鹏为洮辽镇守使、于芷山为东边道镇守使，职位很高，但细一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地区大多相对偏辟贫瘠，给予他们的军队，也全都是装备和战斗力较差的省防军，目的不外乎是防止这些难以驾驭的所谓长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些人也就难免与张学良产生隔阂，从而转向与日本人勾结，另谋出路。
其次是士官派的离心。张作霖死后，士官派首领杨宇霆是有接管东北政权野心的，虽然没能成功，但他仍准备通过架空张学良，独揽东北军政大权，迫使张学良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将其除去。杨宇霆之死在士官派中引起极大的恐慌，虽然张学良为安抚士官派，将士官派的臧士毅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并继续重用王树常等人，但士官派的心理影阴并未消除，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转而与日军勾结，以求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