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个字，大家注意下——“复”，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的“复”当收复失地讲，也就是说，在汉代人的概念里，河南地本身是匈奴故地，并非冠带之国的“固有边界”。
按照《史记·匈奴传》的说法：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匈奴最强大的时代，是将“北夷”都收入麾下，南与“中国”为敌国，此处的中国就是中原，其时间，正是秦末汉初之际，
汉高祖刘邦复建的大一统国家，与冒顿单于首创的大一统游牧帝国形成了并立。
这是不是巧合？
在传统的历史解释里，这还真就是一个巧合，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农牧分界线，也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北地区，游牧生产方式的由于家畜蓄养的生产特性，需要分散的、广阔的草场，否则集中的牧群会迅速毁灭所在地的脆弱生态平衡，进而导致牲畜的大量死亡，最终危及牧民的存亡。
然而，游牧国家的产生却必然伴随着“集中式”的管理，包括匈奴帝国的季节性大会，见《史记·匈奴传》：
茏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这一系列的带有宗教性质的活动，都是匈奴单于对于大小君长的集中管束，以展示其权威。
此外，各个部落本身，也会存在区域聚居的特征，也就是拥有相对固定的“牧地”，从而减少“游牧部落”之间的摩擦，而这两种“集中”，本身都是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天然分散性相违逆的，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归根结底即在于部落属民对于“君长”的某种必然依赖。
对此，根据欧文·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的理论，本身具有超强移动性和相对组织松散的游牧人群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有赖于其上层统治者对稀缺资源的垄断和再分配的权力，而这个稀缺资源就来自于所谓的朝贡贸易。而能够提供一个草原帝国维持的岁币，也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能够支撑。
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汉匈之间的“缠斗”和互动隐含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