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过于强调了朝贡贸易的重要性，事实上，真正的威胁可能恰恰与之相反。
在中原地区没有聚集在一个“秦制帝国”之下的时代，草原和农耕地区的贸易应该更广泛地以多孔道的方式存在，进而反哺草原单一的生产、生活方式，此时的草原民族，并不迫切需要一个大的政治体来与贸易伙伴进行议价，只有当新的帝国产生，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在整个长城沿线断绝这些千丝万缕的经济练习时，才引发了草原上必然的物资短缺。
而秦汉之际，正处于这样两个中原大帝国的交替之间，此时的混乱，复兴了战国时代的贸易，为“近塞”的匈奴人提供了足够的物资和“逃人”，以及避免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威胁，使得冒顿单于的崛起成为可能。
而对旧的秦帝国的威力的恐惧，又加剧了匈奴人对于自身力量扩充的必然需求，进而刺激了冒顿单于时代大规模的扩张。
而《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一点：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
哪怕是在冒顿的极盛时代，对于“中国”的侵袭，也以“燕、代”为主，而这里，从秦亡至汉文帝的时代，都不属于真正的“汉郡”，而是诸侯王管辖下的“边地”。
最重要的事实是，燕、代的北部，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燕国和赵国从游牧人手中夺去的地盘，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冠带之国的移民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当地应该仍是半耕半牧，甚至全牧业为主。
匈奴帝国对于相关地域的争夺，既是探寻自身“自然边疆”的过程，也是胁迫这些“小政治经济实体”继续保持农牧之间贸易经济联系的手段，而后者，对于游牧帝国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此时，能够压倒中原政治实体，拥有灵活调动整个草原军事力量的帝国也就应运而生，也不得不诞生。
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汉匈之间的“缠斗”和互动隐含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