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扣蒋的军事调配部署还是有不少响动的。自1936年12月8日张、杨决定实行兵谏以后，双方分别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东北军方面，以一零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零五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地带警戒，以防备在采取武力行动时，蒋介石的卫队掩蒋突围；一零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用一个连担任扣蒋任务，又调回甘肃固原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精准，必要时可以有效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
对于这些调配部署和目的性很强的军事演习，戴笠分布在张、杨内部的特务和耳目竟毫无察觉和报告。虽然，此前戴笠也得到一些不着边际的信息，但都为没有实据的传闻，戴笠斟酌后，自己也否定了其可靠性。而对于这些传闻，早在戴笠之前，陈诚亦向蒋介石汇报过，且比戴汇报的还要详细。或许事前不知情还可推说是张、杨保密工作严密所致，但事后不知情，且应对速度如此之慢，则素以情报灵敏著称的戴笠就无法解释了。
南京得到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是中央军樊崧甫部于12日下午3时多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戴笠获知西安异动后，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可如泥牛入海，均无回应。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戴笠：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
而此时，公开媒体都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在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上刊登；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哑巴，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汪精卫乃一代奸雄，对于他的死因，“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实质上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让蒋介石知道他保卫力量薄弱，乘虚而入，命令戴笠下手暗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