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前被蒙骗,事发不知情,事后仍不明,戴笠感到无比的羞愧和耻辱,这是他的直接失职,也是他从事特务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败。
戴笠惶惶终日,度日如年,特别是南京当局决定准备对张、杨大肆讨伐之时,戴更感到事态的严重,一旦战火发生,不仅校长性命不保,而且他的人生之路也将重大逆转,前途不仅仅是渺茫而已!
“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有形象的记述:
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却突然到来,宋子文从西安返京后,即邀戴去他住处,并告诉他将再次返回西安,并请戴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这使他既吃惊又欣喜,他终于感到宋子文还是重视他,而且是在关键时刻启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
急留遗嘱表忠心
戴笠在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迄今所见的史料看,没有作为。此行张、杨并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予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也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机极深的戴笠却留下一份怪诞的遗嘱,遗嘱是这样写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实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为他进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汪精卫乃一代奸雄,对于他的死因,“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实质上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让蒋介石知道他保卫力量薄弱,乘虚而入,命令戴笠下手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