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战绩彪炳史册
通过作战俘虏敌军重要军官，是军队战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之中，因为中日军队之间武器的差距，中国军队可以完全控制战场并且对敌军官进行搜捕的战斗不多。而侵华日军的中高级军官受所谓“武士道”思想的毒害，在失利时一般都会顽抗到底乃至自杀。因此，抗战期间在战场上生俘一名日军军官是很困难的事，俘获日军中级以上军官更是难上加难了。
十四年抗日战争之中首次俘获日军大队长的战例，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中的十九路军。1932年2月22日，十九路军俘获日军第七联队第二大队的大队长空闲升少佐。战斗结束后，日军误以为空闲升已战死，认为丢弃了一名大队长的尸首于阵地上是很耻辱的事，于是特地组织了一支敢死队试图寻获空闲升的尸首。但空闲升不是被击毙，而是被中国军队活捉了，日军出动的队伍遍寻战场，却一无所获。
日本军队宣扬“武士道”精神，以被俘为耻，更何况是一个大队长被活捉。于是，战后，空闲升被迫祭拜了毙命的联队长林大八等人的坟墓后，到其被俘虏的战壕里自杀了，死后也没有按照日军“名誉战死”的标准追晋一级军衔。
空闲升的事例，让日军各级军官更加忌惮被俘。抗战的历次战役战斗里，日军下级军官（尉官）被俘的战例都十分少见，中级军官（佐官）被俘，则主要是交通工具损毁后逃生时被活捉。
正是由此原因，与中方史料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三泽金夫被俘后毙命的史实不同，日方史料对此却是闪烁其词。军史作家萨苏先生此前收集日本史料中对于车桥战役的记述时发现，“日本文献的描述非常古怪，这个大队长是‘负致命伤’”，并且说看了这一记录“到底是打死了呢，还是负伤呢？让人没法弄明白”。从日本文献对于三泽金夫下落如此含糊其辞的叙述可以看出，三泽金夫被俘后毙命的事实被日方掩饰了。
对东西方历史的大分流，不仅社会史、经济史和军事史、政治史可以有不同的观察支点，不同学者研究不同课题所参照的时空坐标也会不同。宋代是火器开始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这当然反映从军事角度研究长时段取点的道理。
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长安玄武门发动突然袭击，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通过血腥的政变为自己登上皇位扫清了障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