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9日，辽沈战役中的锦州战役正式打响，经过4天苦战，我攻城部队扫清了
锦州外围，并在14日向锦州发起了总攻。在500门大炮的配合下，锦州城墙很快就被轰开了数段缺口，部队随即攻入城区和敌人展开巷战，经过一天激战，将锦州守敌全歼，并俘虏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和第93军军长盛家兴等人。
被我军俘虏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为了防止有漏网之鱼，战斗结束后各部队又按划定的区域展开了严密搜索。此时有群众来报告说城内还有一个敌军的大人物，据说还是个副总司令。战士们在这个群众的带领下来到了一所大宅子前，进去一看，只见一个60多岁的老者正在指挥随从收拾东西，看样子是准备逃跑。战士们立刻上前将他给控制住了，老人倒十分镇静，承认自己确实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捉住了一个将要漏网的大人物，战士们都很高兴，然后将情况逐级上报。不料没过多久，军首长就急冲冲赶来，当着老人的面将战士们批评了一顿，并将老人接到了军部。没多久林彪、罗瑞卿也赶来了，他们不仅给老人道了歉，还亲自派人将他护送到了天津。那么此人是谁？解放军为何对他如此礼遇呢。原来这人名叫张作相，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学良的辅帅。张作相时任国民政府国策顾问、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东北剿共副总司令、驻吉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及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吉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委。但他是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张作相
张作相少年家道贫寒，佐父治家，当过泥瓦匠。张作相一族兄被土匪所杀。1901年他将杀死族兄的仇人打死后投入绿林为匪。后率二三十人的队伍投奔当时在北镇一带活动的张作霖匪伙，在北镇桑林子一带组织地方保险队。他和张作霖并非一家，更不是亲兄弟，只是名字偶然巧合，使张作霖很高兴，于是结成盟兄弟。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东北军将领经东北三省议会联合会推选张作相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坚持不任，而推让与张学良，自己甘居副职辅佐。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易帜，张作相大力支持并在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上领衔向国民政府宣誓，就任吉林省保安司令兼省长。张作相在吉林任职期间，修吉敦铁路，建吉林大学，兴办自来水，铺筑柏油马路，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修筑吉海铁路。
1933年张作相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同年2月任华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兵团总指挥于热河督师抗日。热河失守，张作相退兵古北口。后见南京政府先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失利，又迫使张学良下野，张作相愤而辞去军职，下野隐居天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以张氏声望素著，具有号召军民力量，派人去天津，饵以高官厚禄，张作相坚拒不就，张作相在东北的财产悉被伪政权没收。
1942年9月，张作相从天津赴长春（当时伪满洲国的“新京”）。为拉拢张作相，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日本关东军司令都曾会见并宴请，张终未就任伪职，旋复居津。
1942年汉奸洪维国受日本侵略者指使，面见张作相，请其出任华北防共委员会主任之职，被其拒绝。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作相仍隐居天津。国民党南京政府委任张作相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东北剿共副总司令之职。张作相只借此每年到东北办理敌伪没收之房地产，而未实际参与国民党政权的军政活动。
1948年10月15日，正当张作相在锦州家中处理财产时，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误俘。当我军知道他就是东北军要人张作相时，便马上向他道歉，并希望他站在人民解放事业一边，还派人一直把他送到天津芦台火车站。张作相对此事非常感激。
1948年，蒋介石去台湾前夕，曾派人催请他去台湾，几次送来飞机票，并为家属准备了半条船的空位，他都毫不动心。但是，张作相对我党却非常亲热，积极组织呼吁国民党内中高级将领在天津迎接解放。1949年3月，张作相因病逝世。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遗憾，曾对张作相的外甥周毓文说：“老先生怎么故去了，我们还要请老先生出来一起工作呢。”
1955年3月下旬，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进京参加了一次党代会。4月1日，大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潘汉年找到了上海代表团的团长陈毅，交给他一份书面材料。陈毅一看这份材料，觉得非同小可，事关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