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沿着来路去追赶。我当时住在新闸路，而政治局开会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开设的古董店的大楼上。我一路追到那里，却没有追到那辆人力车，心里真是又急又悔，难受极了，六神无主地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滩，坐在黄浦江边的铁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许多往事：为什么女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要受这种冤枉气呢？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我与贺昌的结合都表示热烈祝贺。没想到这个饶漱石的胸怀这么狭隘，对革命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讽刺打击呢？想当初，我和贺昌的结合，自己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又得到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他饶漱石凭什么要污辱我人格，损伤我的自尊心……就这样东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对希俨的怀念，从而对自己命运的波折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闷情绪。最使我懊恼的是：我从小事事争先，从没犯过错误，换过许多岗位，领导都很看好我，这次调任秘书，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养，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昏头昏脑地把记录本遗失在车上。
虽然我记的符号谁也看不懂，但是出了这么大的差错，肯定要受批评、受处分。就是领导能原谅我，自己也觉得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实在无颜面对领导和贺昌。于是就产生了轻生的糊涂观念，心想算了算了，满腹的苦闷，无处申说，干脆了此一生算了。这样一闪念间，就纵身跳入了黄浦江中，只图一死了之。那时还是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丝棉旗袍，在水里载沉载浮，结果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打救了上来，送到救济灾民的一个济良所暂时安置。在那里我编了一套情节，结果第二天，在《申报》的“本埠新闻”栏内，就登出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同志一看到这则报道，立即联想到昨天我没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报道中所说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判断这个投江的“妙龄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又等了两天，我还是没有踪影，就越加断定这女郎就是我了，于是在报纸登出报道的第三天，叫张国华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济良所把我接了回来。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听我汇报了这件事情前后经过的大体情况，就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贺昌知道此事后，没有批评我，只是问我是不是跟他结婚后感到不满意，后悔了。我说决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忍受不了饶漱石的讽刺挖苦和侮辱，更为丢失记录本后悔不已。他也没有批评饶漱石，只是说：“我们俩结婚是志同道合，自然有人会心生妒嫉，也会有胸襟狭隘的人对你讽刺挖苦，这也是难免的，你就不必再耿耿于怀了。”听贺昌这样一说，想到他那样宽大的胸襟和对我的关爱安慰，我心中就好受了许多，于是对此事也就释然了。此后，我仅在上海刚解放时去华东局见过饶漱石一面，后来就与饶漱石没有任何联系了。
1949年4月23日夜间南京解放。在渡江战役中，面对解放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即便国民党军队计划借长江天堑确保江南地区，然而解放军实施重点多路突击策略，一一突破国军防线。
刘伯承哪件事引彭德怀、林彪都不满？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