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结束后，北洋水师被清廷解除编制，就此告别历史。

然而，在销烟散去后，一位署名“冤海述闻客”的人于1896年写了一本名为《冤海述闻》的小册子，其中极力为被处斩的逃将方伯谦喊冤翻案，一时引发关注。

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这位作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甲午海战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主帅丁汝昌的战术轻敌和指挥不力，这才被日本舰队各个击破；

其次，海战中首先逃跑的不是济远舰而是广甲舰，济远舰因为被敌方船舰击中数发炮弹，这才被迫撤离；

其三，方伯谦被杀的主要原因不是逃跑，而是被丁汝昌挟私怨报复，因为后者曾与方伯谦在刘公岛争地造屋，由此怀恨在心，乘机报复。

“冤海述闻客”的小册子出来后，多数人都认为是方伯谦后人有意炮制，但由于其中透露的一些细节也不无参考价值，因此这本小册子也引起了很多历史研究者的兴趣。

那么，是否如这本小册子所说，方伯谦当年并非因逃跑而被处斩，其被杀是冤枉的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这里先说一个小细节。当年大东沟海战结束后，定远、镇远诸舰均挂红旗返回旅顺，以示血战而归，唯独济远舰没有。事后，方伯谦被逮下狱。

据说，看在多年同学的情分上，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想与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联名为方说情，但后者断然拒绝说：

“这事我绝不参与。试想大东沟血战之时，他明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以观我辈之沦亡，试问那时他在哪里？”

最终，方伯谦被军前正法。

那么，方伯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生，后与刘步蟾等人被公派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留学，北洋舰队成军后任济远舰管带。

据军中洋员回忆，方伯谦为人好表现、好议论，在舰队管带中属于比较活跃的将领。

另外，方伯谦私生活上也很会享受，北洋舰队所到之处如烟台、威海、福州等都购有房产，而且每处都纳有妾侍（共六房）。

方伯谦的如此做法，与独居军舰、军旅生涯中仅回过3次家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方伯谦的生活态度与其个性有关，同时与北洋舰队的待遇有着密切关系。作为济远舰管带的方伯谦，其年薪接近4千两白银，这在当时无疑是不多见的。

此外，《冤海述闻》中所说的也没有错，方伯谦在刘公岛上建了不少房产以供出租，甚至还拉洋员入伙，很有生意头脑。

而在仕途上，方伯谦也是春风得意，尽管比不上学业更优秀的刘步蟾、林泰曾，但在同期学员中毕竟稳居舰队管带之职。

战争爆发前，方伯谦还屡次上条陈给李鸿章，奏请速添快船，改善装备，将舰队聚零为整，“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可见其见识并不算差。

而且，当时方伯谦能与李鸿章直接往来，足以证明其在舰队中的地位。

至少在丰岛海战前，方伯谦的表现还算正常。

有推测说，“济远”号大副沈寿昌在丰岛海战中脑部中弹，脑浆鲜血喷了旁边的方伯谦一身，后者由此失魂落魄，似乎跟变了个人似的。

更离奇的是，有多位目击者证明，方伯谦率“济远”号西撤时，除挂白旗外还悬挂了日本国旗。

或许有人要问，其日本旗从何而来？怎么会想到携带日本旗呢？

悬挂他国国旗以迷惑对手的战术，日本舰队也采用过，如其军舰即挂过英国旗，开战前才换成本国国旗。

但是，提前准备并悬挂敌国国旗，就未免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

当然，在以一敌三的不利局面下，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毕竟率“济远”号全身而退，保船而归，挂旗或逃跑之事也就没有被深究。

孰料，在之后大东沟大战中，方伯谦竟然不顾大局，率舰先行脱逃，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为国法所容、为军法所宥。

事后，李鸿章在参奏逃将时称：“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

当时，方伯谦声称全舰火炮都已经被敌人打坏，但经检查，火炮实际上是被气锤砸坏的。而且，为了遮盖真相，济远舰弹药消耗竟然比坚持到底的定远诸舰还要多。

可笑的是，方伯谦竟以为自己是总兵衔，而清朝历史上极少有处死总兵的先例，其自认不过革职而为之心存侥幸。

直到清廷命令下来，方伯谦这才痛哭流涕，追悔莫及。

这时，他还设法央求毅军老将宋庆为之求情，后者冷冷道：“我恨无海军生杀之权。自我操，则七月间已在军前正法，尚复令尔重误国家大事耶！”

当年9月24日，方伯谦被押至旅顺黄金山下处斩，时年42岁。

由此，就总体而言，方伯谦一案事实清楚，处刑得当，算不得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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