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熟人记载:“吕先生自奉很节省,服饰向不考究,非常随便……在灯下写作,他经常喜欢戴一顶塑料遮阳的便帽,很像一个老年矿工。”
因夫人两次大病,吕思勉卖掉了唯一的御寒大衣,每天吃自制的麦麸“怪饼”,以自家空地上种植的南瓜与扁豆佐餐。吕思勉本不吃扁豆和南瓜,一次因误食未熟的扁豆而中毒。幸亏开明书店每月预付千元稿费,为了完稿,吕思勉每日必写两千字。
住常州时,街上有日本兵站岗,往来行人需脱帽致敬,吕思勉发誓不光复便不再戴帽。1945年,日本投降,吕思勉特意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说这是明太祖平定胡尘后制定的,他“戴之昂然归故乡”。
据吕翼仁说,吕思勉在上海租界未收回前,从不去公园,因门口曾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租界收回后,他去了公园,站在土堆上,摸摸头说:“现在我们扬眉吐气了!”
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吕思勉重提往事:“龚君(指龚德柏)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1957年10月,吕思勉因心脏病去世。
当下,对于发达国家学术研究水平,当代中国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洋”必然强于“土”,各种学科皆是如此。另一种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自立自强,所谓的“洋先生”,绝大多数都是招摇撞骗的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