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太祖的《逆臣录》中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在当时官场送礼白银占的比重很高，“名下运粮人夫并备办钞五千贯、段子五百匹、银子五千两、金子一百两，送与蓝玉”“其出银三百两，打成银碗一百只，有朱文衡等于二月初一日送至蓝府，当令火者收讫。”可见明初在当权者中白银的使用额度很高，而且没法禁止。
同时，白银的缺乏与需求的旺盛（在纸币贬值的条件下，人民追求它来保存自己财富的价值，对于白银的需要，超过商品流通对于货币的正常需要）在经济中出现了通缩。洪武九年每银1两折米1石，是1∶1的比率；洪武十八年，每银1两折米2石，是1∶2的比率；到洪武三十年（1397），每银1两折米4石，是1∶4的比率。这样，在20年间，仅从官方规定的折价而言，白银价格就增长了4倍。
可以看到，在洪武八年以后，官方与民间白银流通的平行世界中，前者是政治权力的任性，法不责己的宽容；后者是对深受国家信用缺失而受到损害的民众无奈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