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设在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部为了支援沈阳“东北剿总”，雇佣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将大量枪支弹药和后勤物资运送到沈阳。在返程时，这些飞机的舱位全部空闲下来。沈阳有的实权单位就动起了心思，将这些空闲舱位拿出来售票，帮助高官富商逃出沈阳。可是，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每一张机票都必须得到“东北剿总”批准。

沈阳一家报纸委婉地批评了“东北剿总”的做法，称“东北剿总”日理万机，不应该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批准购买机票”这样的小事上。没想到，“东北剿总”大发雷霆，呵斥这家报纸发表“匪谍”的言论，意图掩护“匪谍”逃出沈阳。

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人敢在这件事情上说三道四了。

柏杨因而发出感慨，说“这小故事隐藏着一个大的意义”。因为“东北剿总”没有任何大事可做，唯一能做的大事就是批准机票。整个辽沈战役的安排部署，以及陆海空军的联合作战计划，都轮不到“东北剿总”来负责，而是由遥远的南京决定：“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挥。”柏杨断定：“‘直接指挥’应该是国军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果不其然，9月12日辽沈战役全面爆发。一个月后的10月15日，锦州被东北野战军占领，整个东北被关上了大门，形成“关门打狗”的局势。半个月后的11月2日，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而在之前的一天，即11月1日，柏杨逃出了沈阳。

这一天让柏杨永生难忘。后来，柏杨去了宝岛后，需要登记出生年月日，他想起了这一天，便登记为“1920年11月1日”。再后来，1986年3月7日，柏杨被以“匪谍”和“打击领导中心”罪名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后改为有期徒刑12年，他便以3月7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柏杨与友人从沈阳逃出来时，特意穿上了国军的服装——他们其实并不是国军士兵。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东北野战军对国军实行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凡是国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

有意思的是，当他们乘坐马车一路南行，与东北野战军正好同路时，对方没有一个人会刁难他们。有时候，他们的马车夫还叱喝东北野战军战士:“让路，让路！”

柏杨记载道：“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柏杨还惊讶地发现，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军士兵，竟然规规矩矩地在车站买票。他们“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柏杨再次发出感叹：“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在战争中，没有无缘无故的胜利，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通过柏杨的这些回忆，我们似乎能够找到辽沈战役胜利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