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历史特约作者：刘元海（旅日历史学博士）

1月31日深夜，在日本国埼玉县和光市的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内，发生了一起公务员跳楼自杀的突发事件。由于死者恰好承担着安置从武汉撤回的日本侨民的工作，因而使得这一事件受到了中国国内网友的关注。

日本撤侨公务员自杀引发国内关注

菊与刀：西方立场下日本文化的标签

对于这起自杀事件，国内的评论有一多半是以一种惋惜，甚至于赞赏的眼光来看待这位死者的行为。在诸多的评语和留言当中，诸如像“日本人因其根深蒂固的耻文化而尊崇自杀”，“勇于承担责任而自杀”之类的话语一再地进入到了大众视线中。这不由得令笔者感到十分的讶异：以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和奥斯特林格（Henk Oosterling）的《日本的死的伦理与意识》为代表的20世纪欧美文化人类学者和哲学家对日本人的自杀行为的刻板诠释，至今在我国依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菊与刀》等上世纪中期的研究从学术上说已经时过境迁，其局限性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众所周知。且不说以笔者旅居日本的经验谈而言，当代的日本人丝毫没有对本案的自杀行为有所谓认同和推崇的可能。即便我们从本尼迪克特等文化人类学者籍以构筑“耻文化”，并直到今天仍不时为国人引以为据，视为“负责任”的历史上日本武士的自杀行为来看。所谓日本自古存在一种推崇为承担责任而自杀的文化的论断，是并不那么站得住脚的。用它来解释这次武汉撤侨行动中日本公务员的自杀，也是难以成立的。

在当下的日本，媒体舆论和普通的日本民众在责难发生丑闻的企业家和失职的官僚时，常常会以江户时代的武士作为“行为的模范”来比较和批评责任人的行为。在这样一种甚至显得“鸡蛋里挑骨头”的严苛语境当中，我们确实常常可以看到诸如“江户时代的武士一定以切腹来承担责任，今天的政客理应效法”这种说法。

由于在日本江户时代，确实有许多犯了错的武士以切腹自杀来承担责任的事例，因此“切腹”自杀在近代以后被当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承担责任的方式，尤其是喜好日本文化的欧美人对此耳熟能详。

不过，日本历史和文化上的“切腹”自杀并不总能与“承担责任的方式”划等号。

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

日本“切腹”文化沿革：“切腹”等同引咎自杀？

日本史册中可见的第一例“切腹”发生在一条天皇一朝的永元二年（988年），大盗藤原保辅在将被捕获之际，以刀剖腹，企图自杀。在这个时期，“切腹”不仅不常见，更非武士所独有的行为。

在进入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之后，随着武士之间的战斗频仍，“切腹”的历史记载也随之多了起来。不过，早期的武士往往在穷途末路之时，为了免于死于对手刀下，才会选择自杀。

因为“切腹”自杀的死法既不干脆，又很痛苦，所以镰仓时代紧随其后和南北朝时代（1336年—1392年）的武士们一般采取的是刺心和自刎的自杀方法。而以“切腹”的方式来了结自己生命的做法，往往带有强烈表达个人意志的含义。

比如在嘉吉之乱（1441年）当中，谋杀了将军足利义教的赤松满祐的部将中村单证，在城池即将被幕府的讨伐大军攻陷之时，用最为痛苦的“十文字法”切腹，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后世武士所效法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这段经典的武士时代，“切腹”乃是失败者显示光荣与志气的方法，而绝无承责引咎之意。

日本大河剧《太平记》中镰仓时代末期相互自尽的场面，使用的方式是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