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战国时代（1467年—1600年）之后，“切腹”的含义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自发的武士个人行为演变成为了主君对臣下的强制性惩罚手段。

文禄四年（1594年），统一日本的枭雄丰臣秀吉勒令自己的外甥丰臣秀次切腹一事，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为秀次因为过错而引咎自杀，实际上完全是秀吉为了清洗外甥而采取的强迫手段。

到了大家最为熟悉的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随着武士阶层的礼法制度的日益成熟与完备，切腹的流程也变得越来越具有仪式感，例如，事主在切腹之前需要向幕府提交申请书，切腹前的几天必须斋戒净身，切腹的当天需要准备合乎礼仪的装束和短刀，切腹所使用的方法，为了减轻事主痛苦而安排的“介错者”（负责斩首）以及验尸的做法等等，每个环节都有十分具体的要求。这样的一种特点，令本尼迪克特和奥斯特林格等欧美学者将切腹自杀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审美以及禅宗的修行方法联系在了一起，并进行了深度的阐发。

不过，从江户时代切腹的本质而言，尽管不乏有若干忠臣谏争的事例，但绝大而多数事例是幕府政权对武士阶层所特设的死刑。在江户时代因为办事不力或事故而被幕府判决切腹的例子为数甚多。

德川幕府对办事不力的臣下法不容情的严峻态度，确实强化了普通日本人对于“切腹”是武士在被问罪之前引咎担责的行为的映像。但把本是被强制执行的刑罚“切腹”描述成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自杀”的自发行为，无疑是江户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朱子学的道德伦理包装的结果。

日本电影《切腹》，描述的正是江户时代的故事

江户时代的官学——朱子学，重视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的体统。由此，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注重的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超过了佛教，被日本的朱子学说发展为普通庶民也应当遵守的封建伦理道德。而武士在被问罪之前引咎担责“切腹”自杀，正是作为武士阶级“忠孝节义”伦理的具象化观念被向日本的普通民众灌输，从而形成了日本民间和早期外来观察者眼中关于日本武士引咎切腹自杀的固定映像。

但，这个江户时代才形成的观念，到了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四民平等政策施行之后，就逐渐被日本从欧洲学习推广的的近代国民观念所取代。二战之后，日本社会从观念到教育又经历了一次大推进，时至今日，现代国家和国民观念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思想基础，江户时代朱子学统治的封建伦理早已没有土壤。

只是，在对官僚的期待和社会评价标准上，廉洁有能的江户时代的“好代官”的形象，深植于日本民众对昭和时代官僚的集体想象和期许当中，因此才有日本民间对于失职官僚和丑闻企业家“江户时代的武士一定以切腹来承担责任，今天的政客理应效法”的责难。

这就正如时至今日，“包青天”的形象依旧是海内外华人社会对于官员的期许和愿望，但恐怕没有哪个国人会真正用包拯生活的宋代的思维观念去过今天的生活。

明治维新让日本走进上代化道路

引咎自杀：现代日本对传统“切腹”的解构与西方曲解

正是如此，在刚刚过去的平成时代中，公职人员仅仅是替国民服务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概念己是牢不可破。对于这次的自杀事件，多数日本国民的感受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努力工作的人去世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引咎自杀的伦理是在一个远离当代日本社会的特定古代社会环境中产生和存在的，但为何直到如今仍然有很多日本之外的观察者仍然愿意使用它作为解释工具呢？

原因出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企业在全世界高歌猛进，欧美的学者们急需理论范式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

于是，他们“走捷径”又一次找出自己的老前辈们所创作的诸如“武士的克己奉公与日本人的耻文化”等图腾化的符号来解释日本经济的惊人崛起，然而这样的范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时空的误会和对日本历史与社会的误读。

20世纪7、80年代的“日本奇迹”让欧美理论界急于寻找解释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