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奢华服饰与“本朝之制，敦尚节俭”的对比
凡涉明史，我们知道，“本朝之制，敦尚节俭”（明·刘侗等《帝京景物论/方逢年/序一》），但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却是如此奢华的服饰。明自万历进入它的后期，明后期有两大社会现象：一是明皇的怠政（如明神宗自万历十六年后便基本不上朝，须知万历一朝共四十八年），二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其经济与文化非常繁华。对于后者，《剑桥中国明代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写得清楚：“在向整体化迈进的步伐加大的同时，明代中国农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急剧发展，丝、棉、瓷器产业快速增长”。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还特别指出“这些地区的中心都市，如苏州、松江、嘉兴、南京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的苏州……甚至农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镇也变为兴旺的染色、上浆及相关行业的中心”。海外史家于此注意到了“丝”与“棉”在明代中后期的快速增长，以及与丝、棉、绸、缎相关的产业和工艺的繁荣。由于日益壮大的服饰产业所带来的赋税与管理等，明中央政府专设“织染杂造局”（《明史/职官四》）。
正是这一“快速增长”与“繁荣”，为《金瓶梅》里锦绣灿烂的服饰（尽管有些是小说家言）提供了施展天地的平台。“节俭”于此，因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便“销声匿迹”。我们知道，《金瓶梅》事件发生的地点在一个叫阳谷县的地方。阳谷县，在《水浒传》里明确指定为在山东（小说中有山东方言）。如果通过《金瓶梅》的小说文本来看，再通过小说中描写的西门府上的亭台楼阁来看，很显然，它们与江南的园林近似。崇祯绣像本《金瓶梅》的插图（200幅没有画工的署名，仅几图有刻工的署名）有可能出自陈洪绶等明末著名画家之手，而陈老莲的出生地和谋生地，正是明后期中国出版业最为盛行的闽浙地区。如果从“绣像本”的200幅插图所提供的背景看，小说里的事件、人物，特别是生活细节，很有可能发生在江南，至少有清楚的江南场景（小说中曾提及漂亮的绸缎来自“南边”）。
明后期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多元，由此推动了戏曲和小说的发达，于是《金瓶梅》应运而生，书里对服饰的描写和叙事所达到的万千气象也应运而生。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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