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案的最后，华为与思科化干戈为玉帛，同为1944年生人的钱伯斯与任正非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彼此的欣赏。然而，这十几年来，思科从未放弃游说美国政府，表示华为威胁美国国家和通信安全，此前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也有思科的影子。

一、

《华为的世界》一书中，曾描述过钱伯斯来华拜访任正非的情景：2005年12月的一天，在深圳坂田的华为总部办公室里，任正非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这位平常在“华为老家”里着装总是不太在意的华为总裁，今天的穿着却非常规整。因为今天他将迎来一位华为客人——可以说是多年的敌人，也可以说是未来伙伴的思科CEO钱伯斯。

钱伯斯在华为公司参访

可惜的是，十多年过去了，思科与华为并没有成为合作伙伴，和解后的十多年里，依旧相爱相杀。

华为与思科的恩怨，源于华为2002年在美国亚特兰大电信设备展上的第一次亮相，当时华为喊出的口号是“唯一的不同就是价格”，产品价格对比思科低了30%-50%。钱伯斯敏锐感觉到了华为的威胁，据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的务总监Brian透露，钱伯斯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

进入北美市场后，华为的市场份额快速增长，迅猛的涨势让钱伯斯忧心忡忡。随后，在巴西的数据产品招标会中，华为又击败了思科，拿到了400万美元的订单。

钱伯斯提高了警戒强度，在思科内部成立了“BEAT华为”（打击华为）工作小组，并在内网上设立专门主页，供其全球员工讨论如何打击华为。一场精心策划针对华为的专利+舆论战开始了。

2002年12月中旬，思科全球副总裁来到华为，正式向华为提出了知识产权的问题，并且要求华为承认侵权，并且要进行赔偿、停止销售等行为。而华为认为可以在海外停止销售涉嫌有争议的产品，但是拒绝承认在软件方面有侵权的行为。

2003年1月22日，思科向位于美国德州东部的马歇尔镇联邦法院起诉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这场诉讼，之所以称为“世纪诉讼”，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先进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对新兴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首场诉讼。一个是数据通信业龙头老大，一个是刚刚走出国门的初生牛犊，引起全球媒体及科技界极大关注。这场诉讼，是思科成立17年来的首次主动诉讼，也是华为创立15年来第一次被外国企业起诉。在长达77页的起诉书中，华为被指控涉及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21项罪名，几乎涵盖了知识产权诉讼的所有领域。

那年的华为刚刚开拓海外市场小有收获，如果输了官司，不仅前面投入的大量资金打水漂，后续再想进入国际市场就十分困难了。

伴随着这场诉讼案的是铺天盖地的舆论战。当时外界对于华为了解不多，思科想要通过舆论来压制华为，给华为扣上了具有军方背景的帽子。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节点，任正非迅速作出反应，任命华为高级副总裁郭平为应诉总负责人，并迅速组成了应诉团队。他指出“对这种我们不专业的事情，一定要找最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很快郭平、徐文伟等华为高层领导火速赶往北京，与美富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接洽，希望委托美富代理这场官司。

后来，华为与当时的全球第二大数据网络公司3Com计划成立合资公司,争取到了3Com的支持，最终，经过1年多时间的拉锯战，思科被迫答应了和解。

钱伯斯最后只能无奈对媒体表示：“我很尊敬华为，我觉得它是很好的公司，3COM、华为都是很好的竞争对手。”

不过，这次的诉讼案只是双方明面上的和解。钱伯斯曾宣称：“美国就是思科的后院,谁也别想染指！”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一直践行这个观点，从未放弃对华为的反击。

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收购美国3Com公司，美国政府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打压；2010年，华为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移动电讯设备合同，因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因受阻；2011年，华为试图收购美国三叶公司部分资产，审查机构以“向总统奥巴马建议下令解除此项收购”为由要求华为必须放弃这项只有200万美元的收购案。

而这背后都有思科的影子，思科的发言人在2012年也曾坦言，在过去的几年，思科采取了“更有竞争性的措施”来反击华为等竞争对手。

2013年，在长达58页的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调查报告中，唯一出现的对手就是思科。此报告提到思科是因为“有证据显示，华为漠视美国公司和实体的知识产权”。至此，这份报告中所有关于“国家安全”、“华为身份”等指责终于落到了实处。

2015年，钱伯斯退休时再度被问到华为相关的问题。他与任正非都表现出了对彼此的欣赏，“任正非是一个好领导。他领导的华为很成功，组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和成熟。我一直关注他的言论。我们对于为中国带来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带来的好处的理解是一致的。我们在这方面是竞争对手，而且会在此方面继续竞争。华为正在经历的很多转型对其公司而言都是很好的。我个人对华为的手机业务很感兴趣，而且看起来他们的手机业务做得很不错。”

2016年，华为心声社区管理栏目转发了华夏基石的一篇文章《华为的宿敌思科，诞生爱情土壤中的技术之花》，任正非亲自写了按语：我不如钱伯斯。我不仅倾听客户声音不够，而且连听髙级干部的声音也不够，更不要说员工的声音啰！虽然我不断号召以客户为中心，但常常有主观臆断。尽管我和钱伯斯是好朋友，但又真正理解他的优点有多少呢？

不过，即便钱伯斯与任正非惺惺相惜，但思科与华为的明争暗斗却从未止戈。

二、

同样是将枪口对准中国企业，为什么扎克伯格受到了更大的质疑？或许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对中国态度的“两面性”。

直到2017年，扎克伯格依然会喊出“我爱中国”。2010年-2017年，他对中国的兴趣显而易见。

2014年，他去清华大学用中文做了20分钟演讲，同时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许诺Facebook将招聘中国员工。2015年，他到访西安，在参观大雁塔时，一向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他，入乡随俗跪在佛前祷告；2016年，他留下了最经典的一幕：在北京雾霾严重时，特意跑步经过天安门广场；2017年，他重返清华大学，再次秀了中文。

2014年，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