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将所谈的秦淮香艳，做了时间段上的固定。随后，我们还要解释，其道理何在？为什么偏偏是崇祯后，而没有早些出现？刚才说景泰五年北岸建贡院是一大节点，然而从贡院建成到崇祯，中间长达一百七十年，却并没有诞生类似地这样的群星璀璨的名姬群体，为何崇祯以后，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道我们对此，只能以“厚积薄发”之类虚言应对，而没有稍为实证的解释？

这样的解释是有的。我们可以明确指出，秦淮香艳的井喷，完全是因复社的缘故。

不过，如果只看到复社、旧院之间“狭邪”一面，则所见差矣。

庚午、南京、复社，这三个关键词相联，是有浓厚政治意味的。《思旧录》周镳条记道：

庚午，南中为大会，仲驭招余入社。

“大会”，是“金陵大会”；“招余入社”，组织、动员也。黄宗羲话虽甚简，我们却不难感受当时的紧锣密鼓。酒肆、寓所、游船、街头、妓院……为某日某件事，南京到处有人串联、拜访或邀约。那种气氛，古时少见，现代人反而不陌生——我们一般称之“闹风潮”或“闹革命”。或许，我的思考方式过多掺杂了现代生活的影响，但复社传递过来的信息，的确唤起了我对革命的联想。

茅盾回忆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节，讲到热烈革命气氛中，也飘散浓郁的荷尔蒙气息：流行“五分钟恋爱观”，几位漂亮革命美人，“一些单身男子就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昂奋、激情似乎会传染，就连早有家室的茅盾自己，也不免心旌摇荡：“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武汉和上海，而其风范，我们于明末的南京，好像亦觉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