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荷尔蒙，总是相互刺激。虽然名士挟妓在中国算是老套子，但此番秦淮河边的喧谑，应该越出了那种单纯的放浪形骸。我们读《同人集》，复社诸人当时的体验与后日的怀想，都不仅止于荷尔蒙发作，而明显是革命情绪与荷尔蒙并作。于情场得意中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场。政治正确为他们赢得了性的肯定，而性的肯定又令政治激情益发高扬。对崇、弘间的秦淮风情，看不到革命的罗曼蒂克，只看到偎红依翠，实际没有读懂那个时代。

从庚午年起，南京似乎就有明末“青年革命中心”意味。北方饥荒和战乱，离此尚远，京师政坛的犬牙交错，这里亦无踪影。思想和文化，南京一边倒地处在复社影响之下。阮大铖曾警告：“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言复社势力之大，足以造反，意在危言耸听，但复社势力骇人却是真的。其所集会，规模动至上万人，山呼海啸。东南一带，文脉尽为所控，有人愤愤不平：“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思旧录》吴应箕条一笔记载，可证不虚：“复社《国表四集》，为其所选，故声价愈高。尝于西湖舟中，赞房书罗炌之文，次日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其为人所重如此。”几有一言兴邦的能量。南京既为留都，政治神经发达而密布。复社在别处影响，或多体现为文化追星与膜拜，在南京，则以政治能量表现出来。谈到南京那段时间，吴梅村说：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墠，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以此深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