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连举人都不是，陈贞慧不过贡生，侯、冒只是诸生。然而，“执政”为所品评，“公卿”任凭短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是指对有很大权势的人，也不放在眼里。之能若此，其实并非因为“贵公子”身份。过去，“明末四公子”名头太响，一般都以为他们来头惊人。实际上，这三人当中，陈、冒的父亲都不是什么大官，侯方域之父侯恂地位虽高，此时却是罪臣。他们“雄怀顾盼”，真正原因是身后有复社这一强大组织的背景。

说到这一点，倒也真显出明末的某种特别，亦即，言论和精英派别、组织的力量，对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政治话语权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职或行政权力。而这特点，始显于复社，其前驱东林仍是在朝政范围以内谋求对于君权的独立性，复社领袖与骨干大多都没有进入政坛，他们是通过思想、舆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获取实际政治影响力。在只有“庙堂政治”的帝制中国，这既是新的政治意识，也是新的政治现象。他们实际上是在搞一场革命，读一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便知他们乃是有意为之，并非步入仕途之前的权宜之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复社就是这样的“学校”——一种置于政权之外而“品覈执政，裁量公卿”的独立政治力量。

他们试图挑战政治秩序，开辟从官场之外参与政治的新途径。我们不必说他们尝试的是民主政治，但他们的确想要打破官僚系统的政治垄断。他们的组织化，明确指向这意图。他们有组织的行动，则将这意图直接付诸实践。

《留都防乱揭帖》是复社政治斗争史上辉煌一页，在南京人脉极广的阮大铖，居然被逼得遁形荒郊，不敢入城。历史上，揭帖事件有两个突出的意义：一、它的成功，完全是思想、舆论的成功，整个过程，复社学子手无寸铁，亦未以靠山为后台，仅仗秃笔击走阮大铖。二、表面看来，只是赶跑阮大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作为这样的实验，显示从精神和思想上组织起来，可以在权力之外单独形成社会改革力量，故而如果写中国的学生运动史，第一页应该从这儿写起。